在1992年初这个时间节点上，西方国家的猎头公司已经在东欧和独联体境内满世界飞。
德国的马克、美国的美元、日本的日元正像潮水一样涌进那片坍塌的废墟。
抢夺人才红利的窗口正在以星期为单位急剧收窄。
如果这十二个人被挖到西方去，国内在半导体材料机理研究、凝聚态理论计算、数学物理方法这几个关键方向上的短板，至少还要再拖五到十年。
而五到十年，在芯片迭代的节奏里，就是整整两代制程的差距。
第二天一早，陆沉把那十二页名单和配套的评估报告装进牛皮纸档案袋，用绳子一圈一圈扎紧，托人呈报了上去。
他把档案袋交出去的时候，手指在封口处轻轻按了一下。
那一按很短，但陪在一旁的陈淮注意到他的指节微微发白。
接下来是等。
陆沉做好了等一个月、等两个月的准备。
他知道自己提出的方案触及外交敏感区，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搁浅。
不到一周，档案袋就回到了他手里。
回来的时候封口已经拆开了，里面多了几张纸。
第一张是钱老秘书写的便条，抬头和落款都省了，就一行字：“钱老已阅，呈上更高层面。”
第二张是一份正式公函的复印件，落款处盖着两个鲜红的公章。
陆沉对着那两个印章看了很久。
那是来自最高决策层相关机构的章，两个极少出现在单份批复里的章，并排盖在一起。
公函的正文只有短短三段。
第一段是原则性批复：“所呈方案具有战略紧迫性，准予实施。”
第二段是操作授权：“成立专项工作小组，以联合平台名义推进，相关经费由科委专项通道划拨。”
第三段是对名单的补充意见，要求他把方向覆盖得更宽一点。
把固体力学和精密制造工艺研究的相关人才也纳入后续批次，每一个方向都要细化到国内承接方案。
陆沉看完，把公函叠好塞回档案袋里。
然后他站到堂屋门口，对着院子里正弯腰码白菜的父亲喊了一声：“爸，我出门一趟。”
陆庆国从白菜堆里直起腰来，看着儿子眼睛里那团烧了一个多月的火忽然间有了方向，愣了好一会儿才应了一声：“穿厚点。”
陆沉去了中关村。
联合平台的筹备办公室暂借在北大物理系一栋老楼的半层，楼道里还弥漫着寒假装修没散尽的石灰味。
彭老已经在办公室里等着了。
面前摊着陆沉那份名单的复印件，每一页都被他用红笔圈注过了，有的名字旁边画了星号，有的标注了优先级数字。
老人没有寒暄，手指点着名单上的第二个名字：
“叶戈罗夫，凝聚态物理的，这个人我认识，六几年在莫斯科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同组做过报告，他做表面态理论有一手，但人不太好请。”
陆沉在那张旧沙发上坐下，把公函复印件从档案袋里抽出来放在茶几上，声音不大但语气笃定：“不好请，就多给点诚意，他要实验条件，我们把川南那批设备升级方案附上，他要学术自由，我们给他配独立课题组，他要带学生，我们把第一届联合培养里最好的几个苗子拨给他。”
老人摘下老花镜，慢慢擦着镜片，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楼下光秃秃的杨树。
杨树后面是一排五十年代盖的红砖楼，墙皮剥落了好几块，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芯。
窗户的木框已经变形了，冬天拿报纸塞着缝，风大的时候还是会咝咝地往里灌。
这里的条件跟飞利浦的实验室比，跟任何一家西方企业的实验室比，都差着好几个时代。
但他想起陆沉在论证会上说的那番话，想起自己用算盘算出那组关键数据时那股子什么都不怕的劲头，想起那些在防空洞深处守着漏水的墙壁坚持做实验的同辈的背。
有些东西，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诚意够了，”彭老转回身来看着陆沉，“那什么时候动身？”
二月上旬，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
陆沉紧了紧羽绒服的领口，呼出的白气在零下二十多度的空气里凝成一团雾。
他身边只有三个人：陈淮，负责数学力学方向的材料对接。
老吴，从川南研究所抽调上来的。
以及一位钱老特地从外交部借调来的俄语翻译。
机场到达大厅冷冷清清，瓷砖地面裂了好几道缝，没有人修。
几个穿旧军大衣的清洁工靠在墙角打盹，手里的拖把杆锈迹斑斑。
透过满是灰的落地窗能看到停车场上几辆拉达轿车，车顶覆着薄薄的雪，旁边堆着被风刮过来的垃圾。
大厅里偶尔走过几个神色匆匆的旅客，所有人脸上都带着同一种表情。
那种失去方向感之后努力维持镇静的表情。
他们没有声张，没有惊动任何官方渠道。
先按预定路线乘火车转往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坐了两天长途汽车前往叶戈罗夫所在的研究所。
窗外的西伯利亚雪原白得无边无际，桦树林光秃秃地戳在雪地里，偶尔掠过几个烟囱冒着黑烟的集体农庄，房子上的油漆剥落得不成样子。
车厢里没有暖气，陈淮冻得直跺脚，老吴把从家里带的姜糖分给每个人，翻译小赵缩在座位上抱着公文包打盹。
陆沉一直望着窗外。
他看见的不是雪，他看见的是一个超级大国坍塌之后，它的科技骨架正在寒风中裸露着，等人去捡，也等人去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