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最后几天，北京城笼罩在一种奇特的氛围里。
苏联解体的消息还在人们心头盘旋，报纸上每天都有新的分析文章。
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终结，有人说这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开始，也有人说这是中国该走自己路的时候了。
未名湖边贴满了各种讨论会的海报，三角地的橱窗里换上了新的时事专栏，学生们围在一起争论多极世界和单极霸权的可能性。
陆沉没有参与这些争论。
他照常上课，照常去阅览室，照常在课题组例会上和何巍他们讨论新一批录像机方案的调试数据。
但熟悉他的人都能看出来他心里有事。
方磊私下跟何巍嘀咕说老大最近批着批着课题本就出神，叫他两声才应。
何巍把搪瓷茶缸往方磊面前一顿，说苏联没了，他心里能好受才怪。
新西伯利亚那边的机房到现在还没恢复供电，索科洛夫老师联系不上。
十二月二十九号傍晚，张国忠从传达室一路小跑冲进阅览室，手里举着一张传真纸。
新西伯利亚发来的，那边刚恢复部分供电，索科洛夫托人转了平安消息。
Elbrus-1的主机房被停过电但设备完好，联合实验框架下的数据盘全被老人提前封存进了防磁柜。
传真末尾有一行手写的俄文，张国忠翻译给大家听：“春天来的时候，白桦树还会发芽。”
阅览室里安静了几秒。
方磊第一个长出了一口气往椅子上一靠。
陆沉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索科洛夫那叠代码归档清单又翻出来，开始逐条对照Elbrus-1恢复供电后需要优先复核的数据块。
程锋已经铺开信纸给老人写慰问函，他说圣诞前剑桥那边也来问过情况，回信里正好可以把平安消息一并转过去。
顾小北站在窗前望着远处中关村星星点点的灯火。
那封传真让悬了几天的心终于落回了原处，但她心里同时冒出另一个念头。
苏联解体后，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会不会把原本对准苏联的技术封锁武器调转枪口对准中国？
课题组这两年所做的一切，电视机芯片、录像机方案、IEC标准突围，说到底都是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里跳舞。
如果有一天封锁真的全面收紧，他们还有多少招架之力？
一九九二年一月。
胡同里家家户户的窗台上码着整整齐齐的冬储大白菜，盖着旧棉被，像一排沉默的哨兵。
偶尔有孩子捂着耳朵跑过，手里攥着拆散的小鞭炮，零星的爆响在巷子里炸开又迅速被风声吞没。
陆沉一家人坐火车到了BJ。
张国忠安排了更大的住所。
是在HD区的一个四合院。
李秋萍早就把屋里屋外洒扫得一尘不染。
堂屋桌上的塑料牡丹花擦了又擦，窗花剪了新样子贴在窗户纸上，连门槛都要用湿抹布抹三遍。
但她的心思明显分了一大半在儿子身上。
不是担心他吃不好穿不暖，是担心他把自己熬干了。
陆沉从十二月下旬到现在，一个多月了，几乎没出过院子。
整个人就进入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状态：不说话，不出门，不理会任何来拜早年的人，只是坐在旧藤椅上写。
膝上垫着一块旧木板，铅笔从早到晚在纸上沙沙地走。
手冻僵了，就在怀里揣一会儿暖过来再写。
陆庆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是下力气的人，不懂儿子在写什么，但他懂人的精气神。
儿子眼里那团火从没熄过，但让陆庆国不安的是，那团火烧得太静了，静得像一块烧到白热的炭，没有烟，没有声响，却把周围的空气都烤得发颤。
他现在下班回来不再在门口蹲着抽烟，而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院门口，把那些想来串门的邻居、想走后门托关系的生人、想采访的记者，一个一个挡回去，瓮声瓮气地重复同一句话：“孩子忙着，改天。”
陆沉确实忙着。
他的大脑在四十二天里完成了一项近乎可怕的工程。
从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数学所的名录开始，挨着索引一路推到莫斯科的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列宁格勒的约飞物理技术研究所、基辅的巴顿焊接研究所、哈尔科夫的低温物理中心、明斯克的半导体材料实验室。
他把自己前世今生所有苏联科研体系的资料逐一调取、交叉校验、去伪存真，以最笨也最扎实的排除法在每一个细分方向上筛出真正可用的人。
那些只挂名不干活的体制学术官僚，筛掉。
那些研究方向与国内已有积累高度重叠、来了也是重复建设的，筛掉。
那些学术成果大部分停留在二十年前、后来再没有像样产出的，筛掉。
筛完之后，剩下的是一份只有十二个人的名单。
十二个名字，分布在四个核心方向：
计算科学、凝聚态物理、数学力学、半导体材料。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长串被他从海量文献中提取出来的技术标签，从具体的研究细分到代表作的核心贡献，从实验室的设备台账到最近六个月的研究动态，甚至包括其中几个人的性格侧写和潜在顾虑。
名单写完的那个深夜，陆沉搁下铅笔，把冻僵的手指放在嘴边哈了口热气。
桌上还点着那盏老台灯，搪瓷缸里的茶水已经续了不知道多少道，淡得像白水。
他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枯枝和枯枝上方那些冷冽而干净的冬夜星辰，沉默了很久。
他知道这份名单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