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老师手里的笔顿在本子上，墨水洇开了一个小点。
陈嘉远站在陆沉斜后方一尺多远，抱着胳膊，目光一直钉在黑板上陆沉正在铺展的推导链上。
他的嘴角一开始还是那抹若有若无的弧度，但越往下看，弧度越浅。
最后，彻底消失了。
他的眼神从审视变成了沉默的自我检索，脸上一贯挂在唇角的嘲讽像被黑板上的粉笔灰一块块剥掉。
终于，陆沉写完了最后一步，把粉笔轻轻放在黑板槽里，往后退了一步，灰白的粉尘从指尖簌簌落下。
整个黑板被整齐地分成两块。
左边是陈嘉远写下的难题、条件和已知路径。
右边是陆沉给出的框架——不是答案，是路径。
一条把图论、拓扑约束和代数几何拧成一股的解题通道，每一条引理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每一个转折都经得起推敲。
他没有说这个猜想是错的，也没有说我证明出来了，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黑板右上角，把那个困扰数学界多年的猜想拆解成了几套可验证的分命题，以及最后一行的最终结论。
那行结论不是证明，而是一篇已经成形的论文框架。
他转过身，面对陈嘉远。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比平面图兰定理更强的工具，我目前做的推到这一步，最后这个构造可以作为一个证明的基础，当然，完整的验证还需要时间，但大方向应该不会太偏，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合作。”
他的语气不重，甚至称得上客气。
但合作这两个字从他嘴里出来，落在整个报告厅里，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涟漪无声，却一圈大过一圈。
合作。
不是请教，不是学习，是合作。
一个十三岁的大一新生，对一位普林斯顿博士、牛津研究员说：你带来的这个困扰了数学界几十年的难题，我已经有了解题思路，我们可以合作。
陈嘉远沉默地把胳膊放下来，慢慢走向黑板，伸手指着其中一步构造，问了一个技术细节很深的推导衔接点。
他的语气不再是发难，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一个专业研究者面对另一个专业研究者时，本能地进入同一量级的对话节奏。
陆沉侧身拿起粉笔，在他指的那一步旁边补了一行注释，解释了从拓扑约束到组合结构的过渡逻辑。
两人站在黑板前，一问一答，声音都不大，偶尔同时伸手去指同一行公式。
陈嘉远问的问题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逐渐从一个质疑者变成了一个忘我的争论者。
他的姿态在不知不觉中变了，从抱着胳膊变成了一只手撑着黑板边缘，身体微微前倾，眉头紧锁，眼里只剩公式。
台下师生们静默地注视着这一幕。
前排的几个数学系教授已经有人摘下眼镜反复擦拭，又戴上，又摘下。
孟老师坐在第一排，紧握在扶手上的手指慢慢松开了。
他侧头看了郑老师一眼，郑老师正低头在本子上飞速记录着黑板上那几步关键的证明框架，嘴角挂着一丝按捺不住的笑意。
访问团那边，几个穿深色西装的成员面面相觑。
一个金发的牛津博士把眼镜摘下来，用力揉了揉鼻梁，又重新戴上，嘴里轻轻吐出一个词。
“Unbelievable.”
陈嘉远问了第四个问题之后，忽然停了。
他一只手还指着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嘴张了张，却迟迟没有发出声音。
几秒钟后，他放下了手，肩膀微微下沉，后退了半步。
他看着陆沉，目光变得极其复杂。
那里面有肉眼可见的挫败，有不甘，还有一种被打开了一扇新大门之后本能的不安与震惊。
他嘴唇动了动，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重新组织语言。
“这条路……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完全没想到，”他的声音轻了大半，语气仍然极力维持着平静，但每个人都能听出那种平静底下正在崩塌的东西，“你是怎么从图兰定理的框架里跳到拓扑约束的？”
陆沉把粉笔搁回槽里，平静地迎上他的目光。
“图兰定理是组合极值问题，本质上是在找一个给定约束下的极大结构，高维推广的难点在于约束条件随维度指数增长，传统的计数方法会失效。”
他指了指黑板上自己写的那一段核心推导。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不把它当成极值问题，而当成一个存在性问题——用代数拓扑的障碍类重新描述边密度的极小化条件——约束就不再是指数增长的复杂度，而是变成了一个可约化的同调群计算。”
他停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话。
“你之所以觉得它难，是因为你一直站在图论里面看它，你得跳到图论外面去。”
陈嘉远愣住了。
陷入沉思。
就像当年树下被苹果砸中脑袋的牛顿。
整个报告厅都陪着沉默，没人敢咳嗽，没人敢翻纸。
那个沉默不是尴尬，而是一个旧的世界观在被新的世界冲击时发出的沉闷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