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我们不引进——我们自己的技术储备够不够？坦率地说，不够。”
台下鸦雀无声。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分批突围的计划，短期内，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基础做兼容性终端产品，抢占市场！
中期内，用自主设计的核心芯片替代进口通信模块。
长期来看，必须在下一代通信标准制定完成之前，拿出一整套有竞争力的自主技术体系。”
他把粉笔放在黑板槽里，转过身，面对全场。
“这不是一个厂子的事，也不是一个部门的事，这需要整条产业链，从芯片设计到晶圆制造，从通信协议到系统集成，全部联动起来。”
他沉默了两秒。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
后来有人回忆这场会议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
那天的会场像一潭被冻了很久的深水，表面上看着还算平静，底下全是裂缝。
台上那个少年走上去，没有锤子，没有凿子，只是用平静的语气一条一条地把那些裂缝指出来，告诉大家裂缝在哪里，为什么会裂，以及怎么补。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掌声不是爆发出来的，是涌出来的。
前排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专家最先开始鼓掌，手掌拍得很慢但很重。
掌声像涟漪一样往后排扩散。
陆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打开笔记本，翻到刚才写了一半的那一页。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得意之色，眉头微微皱着，像在重新审查刚才自己讲的每一个技术判断有没有遗漏。
身边的掌声和他仿佛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他不是不感动，而是他已经看到了下一个问题。
那个比解码芯片更大、比通信标准更深的问题。
他是从底层芯片设计做起的。
今天讲通信标准，其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从底层向上半层。
但他知道，通信标准之上是网络架构，网络架构之上是操作系统和软件生态，再往上是应用层和终端产品。
而所有这些垂直领域，都长在同一片土壤上：材料、精密制造、基础研究。
这个国家被人卡住的，不是一根手指，不是一只手，而是从指尖到肩胛骨，每一段骨头都被捏住了。
他刚才在台上说的那些，只是个开始。
会议结束后，走出会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BJ晚上带着凉意，路灯把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丫投影在人行道上，像一幅线条清晰的地图。
南京来的老教授在门口等着他，手里攥着那沓讲了一辈子的讲义，犹豫了一下，走过来，握住了陆沉的手。
老人的手很瘦，指节粗大，握笔的地方全是厚厚的老茧。
“小伙子，”他说，“你刚才讲的第三个问题，通信标准的事，我搞了三十年也没敢想那么远，你才多大？十二？十三？”
陆沉笑了笑，握着他的手，“教授，您那本讲义里关于锁相环的那一章，我回头想跟您再请教一下。”
老教授愣了一下，紧接着哈哈大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他是搞了一辈子锁相环的人，在国内这个细分领域里孤独地走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过请教两个字。
今天这个被全场鼓掌的少年，说要请教他。
“好，”他说，“好。”
两人在路灯下又站着聊了将近一个小时。
老教授从他的提包里翻出一沓手写的笔记，纸张已经泛黄，边角被翻得起了毛，上头密密麻麻全是公式和波形图。
他说这是他七八年到八五年间带着几个学生做的锁相环稳定性实验数据，项目后来因为经费砍了没做完，数据一直没舍得扔。
陆沉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到某一页忽然停住了，指着上面一行手写的观测记录说：“教授，您这个数据，如果换一种环路滤波器的拓扑，振荡门槛能再压低十四个分贝。”
老教授戴上老花镜凑过去看，看了好一会儿，缓缓直起腰来，摘下眼镜擦了擦，声音有些发颤：“这个数据在我抽屉里躺了七年，七年没人看过。”
陆沉没说话，只是把那一页折了个小角，小心翼翼地合上。
回去的路上，陆沉坐在面包车的后排，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掠，他的脸在明明灭灭的光影里忽隐忽现。
同行的王处长一路上也没说话，偶尔从副驾驶上回头看一眼，看这个少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以为他睡着了。
事实上，陆沉没有睡。
他在脑子里回顾这三天收集到的所有信息。
每一个专家的发言，每一组数据，每一项掣肘，每一种焦虑。
他意识到一个规律：从器件到芯片到整机，每一个层级卡脖子的背后，都站着同一批对手。
飞利浦在模拟器件上砌墙，摩托罗拉在通信芯片上砌墙，高通已经在CDMA专利上打地基了。
它们不是各自为战，它们的专利布局是联动的。
这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
这是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战争。
而国内这边，设计、工艺、材料、系统集成，每一个环节都在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
乡镇企业有冲劲没技术，国营大厂有家底没灵活性，研究院所有积累但离市场太远。
它们各自拿着一把匕首，在各自的方向上对着同一堵墙瞎捅。
如果能把这四股力量拧成一股绳，铆足劲扎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