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沉从过道走向讲台，脚步声在安静下来的会场里格外清晰。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里攥着那本写满了字的笔记本。
主持人简单介绍了两句。
“这位是陆沉同志，参与了近期民用电子芯片方案的研发工作”。
语气平和，没有刻意拔高。
但最后一句话让整个会场更安静了几分：“钱老亲自推荐他来的。”
陆沉站到了讲台上。
他没有带讲稿，没有带幻灯片，整个台面上只放着他那本卷了边的笔记本。
安静持续了大概三秒钟。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到会场的最后一排。
“今天听了一天，收获很大，我想从今天各位提到的几个核心问题开始说起。”
他没有自我介绍，没有寒暄。
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第一个问题，是专利封锁的问题，南京的同志提到解码芯片被专利墙围死了，上海的同志提到出口产品被专利律师函卡在海关，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是同一个，我们的技术路径选择空间被人为压缩了。”
他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图——一个圆圈代表某个技术问题的解空间，然后用粉笔在圆圈里密密麻麻地点了无数个小点。
“国外的专利布局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张网，他们在每一个可能的参数组合上都申请了保护，导致我们不管怎么走，一脚踩进去就是侵权，这种策略叫参数空间覆盖式布局，目的不是保护自己的发明，而是阻止别人发明。”
台下几个老专家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体。
他们骂了这么多年专利壁垒，头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么精准的语言把这个壁垒的结构拆解出来。
“但任何专利网都有漏洞，”陆沉说着，在黑板上那个圆圈之外的空白区域画了一个小小的星号，“真正有效的突围策略不是在别人的网里找线缝，而是直接跳出他们的参数空间，另起一个维度。”
他的粉笔在那个星号外面画了一个更大的圈，把原来的圆圈整个包了进去。
“我们的解码芯片方案，就是这么干的。”
这句收尾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却让整个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翻笔记本，只有一片重量级的安静。
角落里响起一声低沉的“好”。
是军方那个穿便装的代表。
他一直在角落里安静地听着，这是整个下午头一次开口。
南京来的老教授扶了扶眼镜，身子前倾，手里的笔悬在笔记本上方，却忘了写。
陆沉没有在这个点上停留太久。
他翻过一页笔记本，换了一个话题。
“第二个问题，是制造工艺的问题，成都的同志说得很实在，设备老，工艺差，资金缺，这是事实，但是——”
他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但是这不是最致命的问题，最致命的问题是我们的芯片设计长期以来在为一个不存在的工艺做设计，设计端和制造端之间没有形成闭环。
设计团队照搬国外方案，做出来发现国内工艺根本跑不了，只好拿回设计去降规格，这中间浪费的时间和成本，可能比工艺本身的问题更大。”
他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条横线。
“我们的工艺水平在这里，3微米，接触式光刻，离子注入精度不够。”
然后他在横线上方很远的地方画了一个点，“而国外的芯片设计是瞄准这个点的。”
他的粉笔唰地一下从那个点拉回横线，画了一个大大的叉，“直接搬过来，跑不了，正常。”
“所以我做的方案，从一开始就定了一条原则：设计必须适配国内现有工艺，不是理论上最先进的方案，而是工艺上最可行的方案。”
台下一个年轻的研究生忍不住小声对旁边的同学说了一句：“这不就是把脚削了去适应鞋吗？”
陆沉的耳朵很尖，他听到了。
他没有生气，反而停下来，转向那个年轻学生的方向。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放低设计指标来迁就落后工艺，听起来确实是削足适履，但工程和理论的区别就在这里！
理论追求最优解，工程追求可行解，如果一个理论上更好的设计方案永远只能在实验室里跑，而一个妥协过的方案能走进千家万户，后者才是更好的方案。”
“当然，”他话锋一转，“这不代表我们永远满足于3微米，但在工艺迭代追上来之前，我们必须先用现有的家伙打出一片阵地来，阵地有了，才有资格谈反攻。”
角落里那个军方代表又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嗯”，这一声比刚才那声“好”更短，但更重。
陆沉继续往下讲。
讲到第三条的时候，他翻笔记本的动作明显慢了一拍，像是在掂量什么。
“第三个问题，今天没有人直接提，但我从各位的发言里感觉到了。”
他抬起眼睛。
“我们被卡脖子的地方，不只是芯片本身，真正卡在我们气管上的那只手，是通信标准。”
这四个字一出来，前排几个老专家的脸色明显变了。
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战略问题。
在1992年的中国，通信标准还是少数人敢碰的话题。
因为这个东西太大了，大到让人绝望！
陆沉的声音不疾不徐，却像一把手术刀缓缓划过病灶：“目前全球数字通信领域，欧洲推GSM，美国推CDMA，两大阵营把核心技术专利包得严严实实。
我们如果全套引进，看上去省事，但代价是以后每一台设备、每一个基站、每一次系统升级，都要向别人交钱，这不是一次性的代价，这是永续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