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代表铩羽而归的消息散出去的第五天，陆沉的名字已经不在正常的轨道上跑了。
先是部里的电话被打爆了。
几个和电子工业沾边的司局轮流接到南方各省的询问函，有的盖着红头公章，有的干脆是企业直接托人捎来的手写信，措辞七拐八弯，核心意思只有一个：那位搞出解码芯片方案的小陆同志，能不能也来我们这儿看看？
另一边，陆庆国在码头扛了半辈子包，从来没想过自己家的门会被一群操着天南海北口音的老板堵得水泄不通。
头两天他还硬撑着招呼，端茶递烟，到第三天他实在招架不住了，蹲在厨房里跟老伴嘀咕：“这些人怎么比码头上的工友还能熬？一坐就是大半天，赶都赶不走。”
李秋萍心眼比老陆活络，把围裙一解，白了他一眼：“你儿子的脑袋现在就是个金疙瘩，人家能不来？你别在门口蹲着像个门神似的，把小沉的客人往外赶。”
“我哪有赶……”陆庆国话说到一半，外头又响起一阵敲门声，他深吸一口气，站起来，又换上了那副“老子什么世面没见过”的表情，拉开了门。
家里电话打到陆沉住处时，他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来敲门的大多是南方那些刚冒出来的乡镇企业？那些国营大厂呢？
1992年的中国，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国营电视机厂、无线电厂加起来有上百家，从南京到西安，从上海到成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条以上的生产线，有设备，有熟练工，有完整的供销体系，甚至能给军方做配套。
论家底，那些乡镇企业连它们的零头都比不上。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家底上。
国营大厂做事有章法，每一笔技术改造都要层层审批，从厂里的技术科报到厂长，从厂长报到主管局，从主管局报到部里，一个环节卡住了就全停。
更麻烦的是，它们习惯了计划经济的节奏，春交会和秋交会的订单排期都是年前就定好的，临时插进一个新技术方案？流程上根本走不通。
而乡镇企业呢？
东莞的蔡老板从BJ回去的第三天，整个流水线就已经按他的图纸在改了。
没有审批，没有汇报，老板拍了板，工人当天就动手。
陆沉想到这里，忽然笑了。
不是觉得乡镇企业比国营大厂强，而是他忽然看懂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在旧体制和新市场的夹缝里，那些最不起眼的人，反而跑得最快！
他把这个想法暂时搁下，重新拿起铅笔。
但就在他翻开新一页稿纸的瞬间，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更尖锐的念头。
荷兰那家公司，差不多该反应过来了。
同一时间的荷兰，埃因霍温。
飞利浦总部那栋玻璃幕墙大楼里，电子元件事业部的法务总监范德贝克正在看一份从香港转过来的简报。
简报夹在其他几十份例行文件里，毫不起眼，只在最后一页的角落里提了一句：“中国市场出现新型解码方案，据称可兼容3微米CMOS工艺，来源待查。”
范德贝克的目光在这行字上停了两秒。
以飞利浦在全球专利布局的密度，这种新型方案要么是避开了他们的专利墙，这几乎不可能，他们的专利律师团把PAL解码领域围得像铁桶一样，要么就是一个粗糙的仿制品，根本没考虑过专利问题。
他把简报翻了过去，随手批了一行字：请香港办事处继续关注，如有必要可发律师函！
然后他拿起咖啡杯，把这件事从脑子里清了出去。
在他看来，一个连0.8微米工艺都搞不定的国家，不太可能在解码芯片上翻出什么像样的浪花。
范德贝克不知道的是，他随手批的这行字，三个月后就会变成一封加急电报拍到他桌上。
而到那时候，从东莞到泉州，从中山到汕头，至少有七条生产线已经用上了姓陆的方案，第一批国产解码芯片正从晶圆厂的超净间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当然，那是后话了。
此刻的陆沉还不知道大洋彼岸有一个叫范德贝克的人正在喝咖啡，他正盯着稿纸上一行刚写下的公式，右手拿起搪瓷茶缸——空了。
今天南北方所有厂子的需求在他大脑里自动汇聚成了密密麻麻的数据节点，而这些节点之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空白地带。
通信。
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这些是消费电子。
但它们背后的基础能力，信号传输、频谱利用、编码调制。
往上走半步，就是通信基础设施的范畴。
今天陈老板的机械开关也好，蔡老板的流水线也好，说到底都是在做终端产品。
而真正卡住整个国家信息产业脖子的那双手，不在终端上，在上游。
他落在稿纸上的那行字，和任何具体产品都没有关系，而是一行纯理论的推导标题——
《关于新一代数字信号编码调制体系的理论框架》。
这行字安安静静地躺在稿纸最顶端，像一个刚刚埋进土里的种子。
与此同时，钱老办公桌的台灯也亮着。
老人还没有休息。
他面前摊着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是秘书今天下午刚送来的，薄薄两页纸，标题是《关于近日南方多家企业赴京寻求技术合作的情况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