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里提到，从三月中旬开始，已有多家乡镇企业通过正规渠道向国家缴纳了技术转让费，并获得了相关技术授权，初步估算可为这些企业节省外汇支出合计超过三百万美元。
三百万美元，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
但在1992年，这个数字够买下整个东莞电子厂三年的进口芯片配额。
钱老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
台灯在墙上投下他瘦削而沉稳的剪影。
老人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拿起笔，在那份简报的空白处写了一行批示。
字迹很轻，墨色却沉如千钧。
“看来，找对人了。”
写完这行字，钱老把简报放到一边，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是BJ初春的深夜，远处的长安街灯影稀疏，胡同里偶尔传来几声犬吠。
他没有立刻关灯休息，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了另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的密级比简报高出好几级，封面上印着几个字：《我国数字通信产业发展规划（草案）》。
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条目里，绝大多数字眼都与“引进”、“合作”、“专利授权”相关。
自主研发的篇幅只有寥寥数行。
钱老戴上老花镜，在这份文件上批了新的一行字：“建议邀请相关同志参与下一阶段论证。”
他没有写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说谁。
这个夜晚，北京城东一条窄巷子里亮着一盏台灯，三里河一栋小灰楼里也亮着一盏台灯。
两盏灯隔着半座城，却在同一个时间照亮了同一件事的轮廓。
而陆沉桌上的那页新稿纸，标题已经写好了。
接下来要填的内容，才是真正的硬骨头。
——
山田先生回国后的第三周，一封国际挂号信寄到了电子工业部。
信是从瑞士日内瓦寄出的，发信方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负责制定全球电子技术标准的权威机构。
信的内容很简短，措辞客气但态度明确：中国的国产彩电芯片方案，必须通过IEC的兼容性认证，才能进入国际市场。
而在认证测试中，有几项核心指标的检测方法，采用的是日本和荷兰公司持有的专利技术。
换句话说，你要拿我的标准来考试，而考试的卷子是我出的。
季总工把信放在陆沉桌上时，手指在信封上敲了好几下，像在敲一扇打不开的门。
陆沉没有太意外，山田先生走的时候已经暗示过。
外面的世界不像国内，不是绕过专利就能直接卖的。
他把信看了一遍，然后放在桌上。
方磊凑过来看完，说他妈的外国人真阴，专利卡完标准卡，标准卡完市场卡，这是一个套娃。
何巍没说话，从抽屉里拿出一份IEC的标准文件目录，开始逐页翻阅认证流程和测试细则。
看了大概十几分钟，他忽然停下来，指着其中一页说：“测试方法虽然是他们制定的，但测试数据的提交格式和判定准则没有专利保护。
如果我们能在测试数据上证明我们的方案在所有指标上都达标甚至超标，他们就没有理由拒绝认证。”
“关键在于那些检测方法所用的技术本身受专利保护，”季总工眉头紧锁，“你用人家的卷子考试，就得买人家的卷子。”
“不一定用人家的卷子，”陆沉翻开便签本，在上面画了两条平行线，“认证标准只规定了测试要达到什么结果，没有规定必须用什么手段去达到，如果把信号发生和采集的硬件设备全部换成我们自己的。
信号源用自己的，采集卡用自己的，整个测试环境从仪器到软件都绕开他们的专利设备，他们就不能说我们用了他们的专利。”
季总工愣了一下，随即喜上眉梢。
妙！
妙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
方磊在边上把计算器按得噼里啪啦响，算了一会儿抬起头说：“一套国产的信号源、采集卡加上配套软件，如果批量生产，成本大概只有进口设备的几分之一。”
“不光是便宜的问题，”何巍把IEC文件翻到下一页，“自己造测试设备，测试数据就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后要升级标准、要改测试流程，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
陆沉把便签本上那两条平行线连在一起，画了一个圈。
“从现在开始，我们分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做芯片本身，另一条腿做验证这套芯片的测试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