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整整四个小时，陆沉坐在那张折叠桌前，一个接一个地给这些乡镇企业的老板们“号脉问诊”。
他不需要看现场，老板们一说症状、一报参数，他的大脑就在后台把整条生产线的三维模型建了起来，每一个工位的节拍、每一道工序的良率、每一个瓶颈节点的位置，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脑海里。
他的超算大脑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算得快，而是能把所有信息，技术的、工艺的、人工的、成本的——全部纳入同一个维度里做全局优化。
别人看一条生产线看到的是铁皮和电线，他看到的是一道可以从头解到尾的数学题。
老板们一个个揣着被铅笔涂满的图纸和写满要点的烟盒纸，心满意足地往外走。
蔡老板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兜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往陆沉手里塞。
“陆工，一点心意，你别嫌少——”
陆沉低头看了看信封的厚度，又抬头看了看蔡老板那张被南方的太阳晒得黝黑的脸。
“蔡厂长，钱你拿回去。”
他把信封推回去，“你要是真想谢我，就把这批电视机做好，卖便宜点，让老百姓买得起。”
蔡老板愣了好一会儿，慢慢把信封收回口袋里，忽然对着陆沉深深鞠了个躬。
然后转身大步走出去，在巷口对着自己的技术员吼了一嗓子，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激动：“赶紧订票！明天就回！把这条线给我改出来！”
巷子里终于安静下来。
经过这段时间没日没夜的攻关，电视机中国芯的方案终于从图纸上落到了生产线！
联合电子厂的车间里，第一批用上了国产化方案的电视机主板从生产线末端鱼贯而出，季总工亲手把第一块主板装进一台熊猫牌电视机的后盖里。
插上电，按下开关，屏幕亮起来，画面清晰稳定，伴音干净透亮，立体声指示灯像一颗绿色的小星星稳稳地亮着。
消息传得比陆沉预想的更快。
就在熊猫电视机厂的量产下线仪式上，有记者听完技术人员的讲解后，敏锐地抓住了核心——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国产化替代！
这是在别人的专利高墙下面挖开了一条全新的路。
用一位现场专家的话说，三微米的工艺做出来的芯片跑出了不输给国外零点八微米的性能。
几天之内，报道铺天盖地。
《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标题是《我国电视机核心芯片实现完全自主》。
配的是一张大幅照片！
季总工站在生产线旁边，手里举着那块比火柴盒还小的芯片，背景里是一排排正在组装的彩色电视机。
新华社的通稿紧随其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用了整整两分钟的时间讲述这个科研团队，画面上方磊那一头趴在桌上小憩的乱发、王雪松那块写满了草稿的黑板全入了镜，最后定格在陆沉站在一幅挂满连线的图纸前。
用最直白的话解释什么是新的信号处理路径。
老百姓的反应比媒体更热烈。
熊猫电视机厂销售部的大门差点被各地经销商踏破，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原本还在观望的牡丹、飞跃、上海牌等老牌电视机厂再也坐不住了。
飞跃厂的老厂长姓郑，六十出头，一头白发，从上海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火车赶到BJ，背着一个帆布挎包直接找到了数学研究所的门口，见到陆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飞跃厂两千多号工人，能不能也沾沾这个光？”
陆沉把郑厂长请进阅览室。
郑厂长坐在椅子上，两只布满老茧的手放在膝盖上，身子微微前倾，像一个来求职的工人。
他说飞跃厂的技术底子其实很好，五六十年代生产过全国最好的收音机，这几年被进口电视机冲得七零八落，产线还在，工人还在，缺的就是一颗中国心。
陆沉给了他一份方案。
飞跃厂需要什么样的外围电路设计和最新的解码模组调试参数，阅览室里完全可以给它定制。
郑厂长把方案捧在手里，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成本对比那一页时手停住了，声音有些发抖：“每台成本真能降这么多？”
陆沉点头，说熊猫厂已经在量产供货了。
郑厂长把方案小心地装进帆布挎包，站起来时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还在发颤。
走到门口他才拍了拍陆沉的肩膀，只说了半句“我替厂里两千多个家庭谢谢你……”，后半句被哽咽吞了回去。
送走郑厂长的第二周，牡丹厂的人来了。
然后是上海牌、金星、长城、黄河——从哈尔滨到广州，从沿海到内陆，国内大大小小几十家电视机厂、收音机厂的代表陆续出现在数学所三层的走廊里。
张国忠干脆在一楼腾出一间小接待室，摆上长条桌和几把折叠椅，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准时接客。
方磊调侃说咱们这儿快赶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了，只不过别人卖电脑，咱们卖图纸。
与此同时，另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海对岸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