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嘴角动了动，没接这个茬。
他的手停在她后脑勺上，指腹轻轻按着她的头皮，力道不轻不重，按得傅芠眼皮开始往下坠。
“睡一会儿。”他说，“想这么多干嘛？组织让干啥就干啥。”
“就你觉悟高........”傅芠含混地回了一句，已经开始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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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休息两天，但两个人都闲不住。
李?圣把他趁手的几把枪拆开来，仔仔细细地保养擦拭了一遍，又把子弹一颗一颗清点过，分装进几个弹匣里。
傅芠缝了两个防水的大挎包。
一个装她的手术器材和药品，一个装耐放的吃食和日常用品。
再过几日胡部就要对延安发起总攻。
往后要跟着大部队走，她的空间不能再用了——人多眼杂，万一露了馅，不是闹着玩的。
能摆在明面上的，都得提前备好。
到了第三天，两人回到警卫团，被安排帮助枣园机关做撤离前的准备工作。
说是准备工作，其实就是打包、装箱、登记、贴标签。
文件、器材、被服、粮食，分门别类，该运走的运走，该销毁的销毁。
整个枣园像一个正在搬家的院子，到处是忙碌的人影和此起彼伏的喊声。
李?圣和傅芠各忙各的。
李?圣带着几个战士搬运器材箱，傅芠在卫生所帮着整理药品清单。
又过了几天，街上的行人渐渐少了，气氛更紧张了。
延河两岸从早到晚都是来来往往的队伍——有的往东，有的往西，有的往北，有的往南。
骡马的铃铛声、汽车的喇叭声、人们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嗡嗡嗡的，像一锅煮开的粥。
但乱归乱，不乱的是人心。
三月十一日，傅芠在去枣园的路上碰到了一个人。
那是个四十来岁的陕北老汉，穿着一件光板羊皮袄，头上扎着白毛巾，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
他赶着一头毛驴，驴背上驮着两个口袋，口袋里装的是小米。
“老乡，你这是往哪去？”傅芠问了一句。
“往北边去。”老汉说，声音很大，像是怕人听不见，“胡部要来了，我把粮食藏到山里去，不能让他抢了去。”
“你不怕？”
“怕啥？”老汉把嘴一撇，“胡部来了，我跟他干。他有枪，我有山。他在大路上走，我在山沟沟里钻。看他能把我咋的。”
老汉说完，赶着毛驴走了。
毛驴走了几步，忽然叫了一声，昂昂昂的，声音又大又难听，像是在骂谁。
傅芠站在路边，看着老汉和毛驴消失在黄土路的尽头，心里头热了一下。
这就是陕北的老百姓。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被人欺负了不还手。
三月十二日，延安城里的气氛更紧了。
广播里一遍一遍地播着通知——机关撤离、学校疏散、老弱病残转移。
街上的墙上贴满了标语，红的、白的、黄的，花花绿绿的，上面写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主席”之类的口号。
字有大有小，有端正的有歪扭的，一看就是不同的人写的，但意思都一样——不走，不跑，不投降。
傅芠走在街上，看到一群年轻人正在往墙上刷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