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晚上九点,北京,奥运村临时绿化项目工棚。
陈致远穿上防护服的那一刻,突然理解了宇航员的感觉——世界被隔在一层透明的塑料外面,声音变得模糊,触觉变得迟钝,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防护服密不透风,才走了几步,里面就闷出一身汗。
工棚区在工地的最北端,一排简易板房,屋顶是蓝色的铁皮,墙是白色的夹芯板。平时这里住着上百名工人,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半。板房之间的空地上,散落着安全帽、水泥袋、废弃的钢筋头。一盏昏黄的电灯泡挂在电线杆上,在夜风中摇晃,投下晃动不安的影子。
王志刚在前面带路,同样穿着防护服,像个蓝色的幽灵。
“陈董,左边第一间是食堂,现在改成临时指挥部了。第二间是项目经理宿舍,第三间到第六间是工人宿舍。我们在每间宿舍门口放了消毒液、体温计、口罩。每天早晚各消毒一次,每人每天测三次体温……”
他像背书一样汇报着防疫措施,声音在面罩后面嗡嗡作响。
陈致远没说话,只是走,只是看。
食堂里,几个留守的项目经理正围着一张破旧的木桌开会。桌上摊着施工图纸,但没人看图纸,所有人都在看中间那台小电视机——正在重播下午的新闻发布会。画面里,那位戴口罩的部长还在说话,字幕滚动着触目惊心的数字。
“……北京新增病例……疑似病例……死亡病例……”
没有人说话。只有电视的声音,和外面隐约传来的、不知哪里的救护车警报声。
陈致远走进去。所有人都站起来。
“坐。”他摆摆手,自己拉过一把塑料椅子坐下,“情况怎么样?”
最年长的项目经理老赵开口,声音沙哑:“陈董,树苗到了,但没人卸车。司机把车停在工地门口,放下钥匙就跑了,说给多少钱都不干,怕感染。”
“多少树苗?”
“五百棵银杏,三百棵白蜡,都是胸径十公分的大苗。如果再放两天不假植,成活率至少掉三成。”
“我们自己卸。”陈致远说。
“我们?”老赵愣了,“陈董,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坐办公室的,没干过重活……”
“那就学。”陈致远站起身,“现在就去。”
没有人动。所有人都看着他,眼神里有恐惧,有犹豫,有不解。
“陈董,”另一个年轻的项目经理小声说,“那些树苗……每棵都两三百斤重,要四个人才抬得动。我们这些人,加起来不到十个,要卸八百棵树,干到天亮也干不完。而且……现在外面不安全,万一感染了……”
“所以你们宁愿看着树苗死掉?”陈致远的音调提高了,“看着项目烂尾?看着冠景在北京的招牌砸掉?”
他环视每一个人:“我知道你们怕。我也怕。我儿子才三岁,我妻子天天打电话让我回去。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种树的!树不会因为非典就不长了,土地不会因为疫情就不要绿化了!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来,等疫情过去,这片工地还是光秃秃的一片,甲方会怎么看我们?同行会怎么看我们?那些跑掉的工人,如果有一天回来,看到项目还在,他们会怎么想?”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下去:“我不是要你们当英雄。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有些事,不能停。就像树,冬天叶子落了,但根还在土里,还在长。我们现在就是根。根要是烂了,树就死了。”
说完,他转身走出食堂。
夜风吹来,带着四月夜晚的凉意,也带着工地特有的尘土和水泥的味道。远处,北京市区的灯火依然璀璨,但那种璀璨里,有一种诡异的寂静——没有车声,没有人声,只有风声,和偶尔划破夜空的警报声。
陈致远走到工地门口。那里停着三辆大货车,车厢里整整齐齐码放着树苗。树根用草绳捆着,裹着泥土,散发出湿润的、带着青草气息的味道。那是生命的气息,与这座城市里弥漫的消毒水味、恐慌气息,格格不入。
他打开第一辆车的车厢挡板,抓住一棵银杏的树干,用力往外拉。
树苗很重,泥土也很重。他咬紧牙关,额头上青筋暴起,防护服里的汗水瞬间湿透了内衣。
树苗动了,一点点滑出车厢。
“陈董!”身后传来王志刚的声音。
陈致远回头,看到所有人都出来了。老赵,年轻的项目经理,行政人员,甚至食堂的厨师——总共九个人,都穿着防护服,像一群蓝色的蚂蚁。
没人说话。老赵走到他身边,抓住树干的另一头。年轻的项目经理爬上货车,解开绑树的绳子。厨师推来一辆手推车。
九个人,开始卸八百棵树。
没有起重机,没有叉车,只有肩膀、手臂、和一种近乎愚蠢的坚持。
一棵,两棵,三棵……
汗水很快浸透了防护服,在面罩上凝结成水珠,模糊了视线。呼吸越来越困难,像在高原上奔跑。手臂开始酸痛,腰开始发麻。
但没有人停。
因为一停,就可能再也没有力气继续。
晚上十一点,卸完第一辆车,两百六十棵树。
所有人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防护服里积了一摊汗水,站起来时哗啦啦响。
“喝水。”厨师提来一桶凉白开,还有几个碗。
陈致远摘下面罩(这是违规的,但他顾不上了),喝了一大碗水。水是温的,带着塑料桶的味道,但此刻像甘露。
“陈董,”老赵也摘下面罩,五十多岁的人,脸上全是汗水和灰尘混合的污迹,“我干了三十年工程,第一次……这么干活。”
“后悔吗?”陈致远问。
老赵想了想,摇头:“不后悔。就是……有点想家。我老婆刚才发短信,说小区发现疑似病例,整栋楼被封了。她一个人在家,害怕。”
陈致远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有些安慰,语言是苍白的。
晚上十二点,开始卸第二辆车。
体力已经接近极限。每一棵树都像山一样重。陈致远的肩膀磨破了,火辣辣地疼。手掌磨出了水泡,一用力就钻心地痛。
但他不能停。
因为他是董事长。因为他选择了留下。因为他要对得起那些还相信冠景的人。
凌晨两点,第二辆车卸完。
只剩下最后一辆车,两百四十棵树。
但所有人都到了极限。年轻的项目经理在呕吐,吐在口罩里,又不得不摘掉口罩(否则会窒息)。厨师的手在发抖,连碗都端不稳。老赵的腰伤犯了,靠在树上,脸色惨白。
“休息半小时。”陈致远说。
大家瘫倒在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夜更深了。远处北京市区的灯火熄灭了一半,城市在恐惧中入睡。工地上,只有那盏昏黄的电灯还亮着,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
陈致远靠着车轮坐下,拿出手机。有三十二条未读短信,大部分是妻子发来的:
“老公,你到工地了吗?”
“电视上说北京越来越严重了,你要小心。”
“女儿今天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爸爸在种树,种很多很多的树。”
“老公,我害怕……”
最后一条是十分钟前发的:“你睡了吗?我想听听你的声音。”
陈致远拨通电话。
“喂?”妻子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
“我还没睡。”陈致远说,“在卸树苗。”
“卸树苗?你自己?”
“还有几个人。大家都在一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老公,你回来吧。钱我们可以不赚,公司可以不要,我只要你平安。”
陈致远看着夜空。四月的北京,星星很少,只有几颗最亮的,在污染层后微弱地闪烁。
“老婆,”他轻声说,“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时,我爸说的那句话吗?”
“哪句?”
“他说,做园林的人,心里要有一片森林。不管遇到什么,森林不能倒。”陈致远停顿了一下,“现在,就是森林要倒的时候。我不能走。我走了,树就真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