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没有人听见什么。
没有响动，没有光，没有风。打更的人照旧敲了五更，敲完回去睡了。
天亮的时候，东市的人陆续开门。
东市是字京最大的一条街。街长三百多步，两边铺面一百来家，从街东头到街西头，招牌一块挨着一块，抬头看过去，匾连着匾。
这一天开门的时辰跟往常一样。卯时三刻，第一个铺子卸门板；卯时过半，半条街的门板都卸了。
第一个开门的是卖豆腐的。他把门板一块一块卸下来，靠在墙边。卸完他直起腰，抬头看了一眼自家的招幌。
招幌是块木牌，挂了三十二年。
他看了很久。
木牌还在。牌子上的笔画还在——一横一竖都还在，刻进去的凹痕里是干净的木色。
可那些笔画拼起来的东西，从他脑子里没有了。
他站在门口，仰着头，张着嘴。
他想说自家铺子叫什么。那个名字他一天要说几十遍，说起来比自己的名字还顺。可这会儿他张了嘴，什么都没有出来。
他不是忘了那个音。他连那个音该往哪儿挂都不知道了。
一家一家开门。
一家一家抬起头。
卖炭的把扁担搁在肩上，走到街心，站住。他今天要去城北送炭，走到街心抬头看了一眼对门的招牌，就站住了，一直站到晌午。
一个妇人端着一盆水出来泼。她泼完水直起腰，抬头看自家门楣上的字。看了一会儿，她把盆放在地上，自己蹲下去，两只手抱着膝盖。
卖布的把门开到一半，停住了。药铺的伙计抱着一捆柴从后头出来，走到门口，柴掉在了地上。茶楼的掌柜在楼上开窗，开了窗就没有再动。
街上的人很快多了起来。可没有一个人说话。
有人伸手去摸招牌上的凹痕。摸着摸着，手就停了。他认得那道凹痕是他的招牌笔画——这木头他摸了二十年，哪一笔深哪一笔浅他都记得。可那道笔画是什么字，他认不出来了。
有一个孩子从门里跑出来，跑到自家招牌底下，仰着脸看。他仰了一会儿，回头问他娘那是什么字。
那孩子七岁，刚进学堂两个月，认得三十来个字。
他娘没有答。他娘站在门槛里，两只手抓着门框。
孩子又问了一遍。他问的时候，用手指头指着招牌上那道凹痕，说上头那个字他好像学过。
他娘把他的手按下来，把他拽进门里去了。门关上了。
他娘没有答。他娘站在门槛里，两只手抓着门框。
东市街口有一家绸缎庄，前头三间门面，后头是账房。
天亮以后，账房的先生照常起了床，洗了脸，坐到柜台后头，摊开账本。
他今年五十二岁，从十七岁起就在这家铺子里管账。他一天要写两千个字，写了三十五年。
他拿起笔。
账本的头一行，要写铺号。铺号三个字，他闭着眼都能写。
他写下第一个字。
写完，笔停了。
后面两个字，他想不起来了。
他坐在那儿，捏着笔，看着那个字。那个字是他自己写的，墨还没干。他认得它，他知道那是个什么字——可后面还有两个字，那两个字该是什么样，他脑子里一片空。
他放下笔，把那一页撕了。
他重新摊开一页，重新写。
写完第一个字，笔又停了。
他撕了，再写。
他写了九遍。九张纸上全是同一个字头，后头空着。
写到第五遍的时候，他换了个法子。他把账本翻到上个月，找到自己前一次写的铺号，想照着描。
他描了两笔，笔停了。
账本上那三个字还在，笔画清清楚楚。他认得那是三个字。可他不知道自己在描什么——他描出来的东西，跟纸上那三个字对不上。他描一笔，看一看，再看一看，笔画就散了。
他把那一页也撕了。
写到第九遍，他把笔扔了。
笔甩在柜台上，弹了一下，滚到地上。他没有去捡。他两只手抱住头，从凳子上滑下去，蹲在柜台底下。
他蹲了很久。
外头的人越聚越多。
有人跑到城东，看自家的铺子；有人跑到城西，看亲戚家的招牌。有人跑了两条街，回来的时候扶着墙喘气——他跑了半条街才想起来，他跑的这一路，地上那些石阶上的字、墙上贴的告示、井台边那块碑，全是一样的。
字还在。字不认得了。
有一个做小买卖的挑着担子出摊。他走到街口，把担子放下，从担子底下抽出一块小木牌，那是他用来招客的，牌上写着两个字。
他把木牌翻过来，又翻过去。
他认得那是两个字。可那两个字是什么，他不知道了。
他把木牌按在胸口上，站了一会儿，又把木牌塞回担子底下，挑起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