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擎，景和三十二年，正月初一。
京城从除夕夜就开始热闹。爆竹声断断续续响了一整夜，到了寅时才渐渐歇了，卯时刚过又重新炸开，噼里啪啦地铺满了整座城。碎红纸屑铺在青石板路面上，厚的地方能没过鞋底，踩上去沙沙响，像是走在朱砂铺的地毯上。孩子们穿着新衣裳在巷子里跑来跑去，兜里揣着刚从长辈那儿磕头得来的压岁钱，铜板在衣兜里叮叮当当响。家家户户门前都贴了新春联，门楣上挂着桃符，厨房里飘出煮饺子的白汽，混着腊肉熏肠的咸鲜和糯米年糕的甜香，在冬日的阳光里缓缓弥漫。
皇宫里更热闹。景和帝在太和殿设正旦大朝，赐宴群臣，百官朝贺的山呼声震得琉璃瓦上的积雪簌簌往下掉。皇后白妍在坤宁宫设了家宴，几位皇子公主围了一桌，杨御皓被乔贵妃抱来磕了个头，得了皇上一把金锁。杨舒涵和杨舒宁各得了一只兔子灯，两个小丫头各举着灯在殿门口跑来跑去，笑声清脆得像银铃。御膳房从腊月就开始备的年菜摆了满满一长桌，光是饺子就有十二种馅。张智带着乾清宫的太监们给各宫送赏，坤宁宫的宫女们每人得了一对银锞子，夏荷多得一匹织金妆花缎，是皇后单独赏的，让她给张智义子做两身新衣裳。
整座京城都在过年。从皇宫到胡同，从高门大户到寻常百姓家，处处是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而在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这个冬天同样不平静。不是因为过年，而是因为两封分别递进两座王宫的信。
尼德兰，海牙，总督宫。
海牙的冬天和京城截然不同。没有爆竹，没有红灯笼，没有煮饺子的白汽。只有灰色的天幕低低地压在运河上方，运河里的水结了薄冰，冰面上倒映着两岸尖顶山墙的砖房。钟楼敲了三下，钟声在冷湿的空气里传得很远，混着海鸥嘶哑的鸣叫，从港口那边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坐在书房的壁炉前，膝盖上摊着一封刚拆开的信。壁炉里的泥炭火烧得正旺，通红的炭块在铁栅栏后面微微发亮，偶尔有一两块塌下去，发出一声闷闷的碎裂声。
信是威廉·范德贝克写的。这个红头发的荷兰商人两个月前刚从东方回来，在家里搂着老婆孩子睡了两天好觉，第三天就跳上马车直奔海牙，把这封信亲手递进了总督宫。信很长，足足写了七页纸，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正面写满了写到反面，反面的边角也用蝇头小字塞满了补注。
亲王已经从第一页看到了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翻回来挑了几段重看。
“他们的官窑烧制一只白瓷碗，要淘洗七遍瓷土，沉淀七个月，上三道釉，每上一道晾三天，最后入窑烧三天三夜。火候大了釉面起泡，火候小了釉色发黄。这一窑只成了七只碗，品相完美的就一只。那个窑主亲口告诉我——品相完美的标准是釉面无一处瑕疵，器型不差一丝，碗底款识深浅刚好。如果有一粒灰尘落在釉面上，那只碗就会被丢进次品筐里，等着被砸碎。”
亲王看到这里的时候，把信纸放下了片刻。书房角落里那张代尔夫特蓝陶大盘子正安安静静地搁在胡桃木餐边柜上，是他祖父那辈从东印度公司拍回来的——当年花了六十荷兰盾，折合一个中产家庭整整半年的伙食开销，在代尔夫特本地窑口已经算一等品。此刻他再看那只盘子上画的风车，怎么看怎么觉得那蓝料发色不对。
然后他看到信的第四页，目光停在一段话上停了好久。
“这个国家有一种学堂叫女子官学。是朝廷出钱办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去读书。学诗文、学算数、学医术，还有学武艺的。出来可以考女官，在朝廷里任职。”
壁炉里的泥炭火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亲王把这一段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抬起头，朝门外喊了一声：“玛丽塔！”
门外很快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书房门被从外面推开，探进来一张十五岁少女的脸。
玛丽塔·范·奥兰治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呢长裙，领口别着一枚银胸针，金发编成一条粗辫子搭在肩上。她的五官随了父亲，眉骨高，下颌线条分明，但眼睛是母亲给的——灰蓝色的，亮晶晶的，看什么都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她手里还攥着一支鹅毛笔，手指上沾了几点墨渍，显然刚才在隔壁房间里写什么东西。
“父亲，您叫我？”她走进来，好奇地看了看父亲膝上那厚厚一沓信纸，“是范德贝克先生写的？他回来了？”
“回来了。”亲王把信纸理了理，从第一页翻到第四页，直接递给她，“你看看这一段。”
玛丽塔接过信，先是快速扫了一遍，然后她的眉毛慢慢挑了起来。她又从头到尾把那一段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整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用一种她父亲非常熟悉的语气说：“她们能考女官？”
“信上是这么写的。”
“在朝廷里任职？像男人一样？”
“信上说有一个姓韩的将军，是镇北侯的女儿，就是考了正式品级的朝廷命官。她在边境上把一个外国使节驳得哑口无言。”亲王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范德贝克在信里把这段话加了双下划线，后面批了一句——‘我亲眼所见’。”
玛丽塔把信纸捏在手里，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比刚才亮了好几倍。她在书房里走了两步，忽然转过身：“父亲，您见过范德贝克先生吗？”
“见过。”
“他说话可信吗？”
“他做生意的口碑不错。”亲王看着她脸上那股越来越藏不住的兴奋，已经猜到她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你想去？”
“我——”玛丽塔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但只闭了极短的一瞬就重新开口，每个字都带着那股子从不拐弯的冲劲，“我想去。我想看看那个女子官学是怎么回事。我想看看那个女将军。如果她们真的能考女官，那我——”
她没有把后半句说出来。但她父亲听懂了。他这个女儿从小就跟别的贵族小姐不太一样——别的姑娘练刺绣，她在马厩里跟马夫学骑马；别的姑娘学跳舞，她跑去听家庭教师给哥哥讲法学和修辞学。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为什么威廉能做，我不能”。威廉是她哥哥，比她大三岁，去年刚被送进莱顿大学。她为此生了好几天闷气，给父亲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引经据典论证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那封信亲王现在还锁在书桌抽屉里，每看一次都觉得自己的女儿将来要么是个大人物，要么是个大麻烦。
“父亲，”玛丽塔把信纸抱在胸前，眼睛亮得像是壁炉里的火光都映进了瞳孔，“您会同意的，对吧？”
亲王没有立刻回答。他把信纸从她手里抽回来，重新折好放进信封里，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海牙灰蒙蒙的运河和光秃秃的山毛榉树，远处的港口传来驳船启航的汽笛声，低沉悠长，在海面上拖出一道看不见的尾迹。
“等范德贝克先生的第二批货到了之后再说，”他转过身，看着女儿，“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我亲自给那个东方皇帝写信。”
玛丽塔的眼眶微微红了。但她没有哭——她从来不在人前哭。她只是用力点了点头，把鹅毛笔往耳后一夹，转身就往门外走。
“你去哪？”亲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