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他家私兵多呗。你不给，他把你地契收走。”
公孙鞅把每一句都记在心里。晚上回到矮屋，他把这些零碎的对话整理成竹简上的记录。什么时候种粟？清明前后。什么时候收麦？小满前后。赋税收几成？名义上是十一税，但各家贵族代收的时候各加各的，甘家加两成，杜家加三成，还有些小贵族加得更狠。徭役多少人去修路？去年是三千人修了从雍城到陇西的官道，但据说甘家把自家封地里的路段包了，修得比别的地方都宽，以便把岐山草场上的马匹更快地运到西市卖掉。贵族家的马场占了多少地？光甘龙一家，在岐山脚下就有草场上千顷，比他向国库报的数字多出了将近一半。把这些数据重新整理完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秦国的制度远比他想象的更松散。赋税是贵族代收的，能收多少全看各家心情；军队是各家凑的，指挥权根本统一不了。这套体系能运转，靠的不是法令，是传统和习惯。传统和习惯是会松动的。一旦外力压过来，整个体系就会像一堆没有夯实的散土一样崩开。
他需要一个能在秦君面前说得上话的人。他打听到了一个人——景监。景监的身份很特殊。他是秦孝公身边的内侍，负责照顾孝公的日常起居，从端茶递水到整理案上的竹简，都是他的活儿。他不是公族出身，没有封地，没有私兵，旧贵族们背地里骂他是“宦官”、“小人”、“靠着谄媚上位的幸臣”。但骂归骂，他们谁也绕不开景监——因为景监是孝公唯一不带族属色彩的家臣。你要在半夜见到国君，只能通过景监。你要在没有朝会的日子单独向国君呈上一卷竹简，也只能通过景监。
公孙鞅没有直接去敲景监的门。他通过一个驿卒传话。那个驿卒是他蹲在井台边认识的——驿卒每天傍晚从官道上回来，到井台边打水饮马，顺便跟井台边的妇人讨口水喝。公孙鞅观察了他好几天，发现他对贵族也不怎么恭敬，有一次甘府的人让他顺道捎一捆信简到陇西，他收了钱嘟囔了一句“贵族的私信凭什么走官驿”。公孙鞅这才找上他。他递给驿卒一块用麻布裹着的小竹简，不是正式谒帖——正式谒帖要刻在打磨好的竹简上，用朱砂写抬头，用麻绳扎紧，不符合他此刻的身份——只是在简上刻了一行字，让驿卒转交给景监。
那行字是：“魏有李悝，魏霸；楚有吴起，楚强。秦有什么？”
景监接到竹简时正在雍城西市的粮铺为宫中采买新粟。他是内侍，这些采购的活儿按理说轮不到他，但他不放心别人——以前一个管膳房的老仆买了发霉的粟米，熬出来的粥有馊味，孝公喝了一口就放下了，没说任何责怪的话。但景监记住了那碗粥的样子——粥面上凝了一层灰绿色的霉膜，孝公放下碗时筷子搁在案角，碗里的粥再也没动过。从那以后宫里所有采买他都要亲自过目。他把麻布拆开，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竹简不大，刻痕也浅，但每个字都像钉在木板上的铁钉。他抬头看向驿卒：“送简的人长什么样？”
“瘦，不高，两眼很亮。说话很慢。”
景监把竹简揣进怀里。他没有立刻去找公孙鞅。他在西市转了一圈，买完了粟米，又去肉铺挑了两只风干的羊腿，让铺子里的伙计送到宫里去。然后他独自一人，沿着雍城的城墙根走了一圈。城墙根下长满了野草，冬天草枯了，踩上去嘎吱嘎吱响。他在想那三个字：秦有什么？他不是不知道答案。秦国没有李悝，没有吴起，没有西门豹。秦国只有一堆被贵族瓜分得七零八落的土地和一个每天批阅竹简到深夜的年轻国君。求贤令发出去了，列国游士来来去去——有来骗吃骗喝的，有来贩卖几句兵书片段就想要官职的，有来打探虚实回去报告自家主君的。他见过太多。但这个人的措辞不一样。他没有说“臣有奇计可以强秦”，他说的是“魏有李悝魏霸，楚有吴起楚强”。他把问题反过来问——不是“我能给秦国什么”，而是“秦国有什么”。这是一种冷静到近乎俯视的审视角度，但郤藏不住核心：只有秦国变法富强，他个人的才智才有兑现的可能。
景监在一个傍晚找到了那条窄巷。巷子很窄，两边的土坯墙被雨水冲刷得斑斑驳驳，墙角堆着不知谁家废弃的破陶瓮。他找到那间矮屋，敲了两下门板。里面没有应答。他推开门，门板发出吱嘎一声尖叫。进门时头撞上了门楣——那门楣极低，是用一根歪歪扭扭的旧松木架的，他捂着额头骂了一声。
屋子里很暗，只有一盏油灯，灯芯上结了好几层灯花没有剪，火苗一明一暗。一个年轻人坐在屋角的旧羊皮褥子上，面前摊着一卷竹简，手里握着一支炭笔。他抬头看向景监，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行礼，只是点了点头，像是在等一个早就约好的客人。
景监在他对面坐下来。地上很凉，没有席子。他打量着这个年轻人——瘦，不高，颧骨微耸，眼窝里那双眼睛确实很亮，但不刺人。他坐在地上说话时声音很平，不带起伏，像是在陈述一件不需要强调的事实。他让公孙鞅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看。公孙鞅起身走到漆木箱前，打开箱盖，从里面抱出一摞摞竹简，然后回到屋角，把竹简在泥地上依次摊开。先是农业——他用炭笔指着一组数字：秦国的可耕地至少是魏国的三倍，但府库岁入不到魏国的三成。不是秦人懒，是田制。田亩没有统一丈量，贵族各家报的田数比实际少一半，赋税收不上来。然后是军制——秦国的成年男子不比楚国少，但每次征召能集合的军队不足两万。不是秦人怕死，是军队没有统一编制，贵族各带各的兵，战时临时拼凑。然后是行政——县城没有统一的官吏，县令是贵族子弟轮流做，谁也不懂怎么治理一方。最后是法律——秦国只有城门那块石碑上的寥寥几条，连一部成文的刑律都没有。他把四摞竹简依次说完，像摆一副已经看穿了所有变化的棋盘。
景监没有说话。他把那些竹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翻回去重新看了其中两卷——一卷是关于魏国田制与秦国田制的对比，一卷是关于县制取代分封的构想。看到后面他的手指开始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那种一个人等待了太久终于等到了一样东西时才会出现的难以控制的颤抖。他把竹简整理好，分成农业、军制、行政、法律四摞，在旁边用碎炭头标了数字。做到半夜，油灯灭了。矮屋里只剩下油尽灯枯后的一缕青烟，在黑暗中袅袅地上升，被窗缝里灌进来的夜风吹得散开。景监在黑暗中说：“你这些东西，我能把它放在主公的案上。但不能保证主公会看。主公这人很聪明，你要用什么东西把他砸醒。不能砸太疼。”
公孙鞅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
景监从矮屋里出来时，天已经快亮了。窄巷里很安静，只有远处城墙上传来的更夫的梆子声——咚、咚、咚、咚，四更天。他站在巷口深吸了一口气。这口空气很凉，带着雍城特有的黄土高原的干燥和远处牲口棚传出的草料味。这个年轻人跟他见过的人都不一样。他不谄媚，不表忠心，不自夸。他只是把那些数字一点一点摆在泥地上。他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说动主公。但他知道——如果主公错过了这个人，求贤令就只是一张废竹简。秦国的天，也许会从这间矮屋底下的泥地开始亮。
景监把竹简呈到孝公案上之后只隔了一天，雍城里的旧贵族就嗅到了气味。甘龙府邸正厅那座铜鹤灯已经用了三代，鹤颈处有一圈被人手摩挲出的锃亮的包浆。他坐在鹤灯下听完家臣的禀报——有个从魏国来的卫人在市坊矮屋里已经住了多日，昨晚景监从那间矮屋出来时怀里揣着一捆竹简。甘龙没有动声色。他让人给杜挚传话，叫他把岐山马场新驯的几匹好马先分送到陇西军营，又对管事淡淡说了一句：“留心景监荐上来的人。”杜挚接到口信时正在马场边督人给新马打蹄铁。他问传话的人：“那人叫什么？”传话的说：“听说姓公孙，单名一个鞅。”杜挚把最后一个蹄铁敲紧，放下锤子，说：“又是一个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