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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首尔的空场

他只问:“具体想做到什么?”

姜泰旭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把比赛办好。”

第二根。

“让韩国队踢得让人记住。”

第三根抬起来以后,他停了几秒。

“别让欧洲人离开的时候,还能很轻松地用‘可爱’‘努力’把我们写完。”

格雷说:“最后这个,组委会控制不了。”

“我知道。”

“那还写目标?”

姜泰旭看着他。

“你没做过控制不了却还是想影响的事情?”

格雷想了一下。

“做过。”

“那就别装。”

这一句出来以后,连朴正勋都扭头看了姜泰旭一眼。

格雷没有生气,只笑了笑。

“行。”

晚上回到酒店,欢迎材料、场馆手册和媒体危机指南已经堆了半张桌子。格雷随手翻到“重大争议判罚后的现场秩序维护”,发现内容准备得非常细:人员引导、混采区限时、比赛官员出口保护、发言人模板,甚至连不同区域什么时候关门都已经有预案。

争议还没有发生,提前准备当然没什么问题,大型赛事本来就应该为最麻烦的情况准备。但格雷慢慢发现,同一份文件里不同部门对“主场”的称呼很不一样。安保部分写观众,宣传部分写民族情绪,商务部分写国际形象,媒体部门又更多使用现场气氛。

这些词不是一个意思。

也说明大家真正想保护的东西并不完全相同。

当晚,朴正勋又带格雷去球场走了一圈。这不是正式安排,只是两个人都还没睡意。球场里只剩少量测试灯,远处偶尔传来设备调试的声音,看台下面反而比白天舒服得多。

两个人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朴正勋沉默了很久,忽然说:“我父亲如果看到今天那张红色模拟图,大概会哭。”

“为什么?”

“他一直觉得,韩国足球在电视里只是别人的背景。”

格雷看向他。

“你呢?”

朴正勋认真想了一下。

“我明天还要写报告。”

“所以?”

“只能回家以后哭。”

格雷笑了。

“你可以边写边哭。”

“那报告会湿。”

“理由充分。”

“玛尔塔会让我重写。”

“这倒是真的。”

两个人都笑了一会儿。

笑声过去以后,朴正勋靠着椅背,没有再继续开玩笑。格雷也没有把他刚才那句话当成纯粹的玩笑。

一个国家成为世界杯东道主以后,外部世界最容易忽略的,恰恰是这种很普通的私人愿望。那些红色不是先从预算表里出现的,也不是哪一天有官员开会以后才决定让全国突然喜欢足球。它们得先存在于某些家庭的旧照片、退色球衣、父亲讲过很多遍的比赛,还有几十年赢过和输过的夜晚里,后来机构才有东西可以拿去组织、放大和展示。

格雷回到酒店以后,没有打开什么铁盒。

铁盒还留在罗马住处。

他只是翻开自己的私人工作本,把当天允许带走的公开模拟资料编号记下来,又翻到以前在东京留下的一页笔记,上面写着朴正勋提起父亲那枚旧徽章时的几句话。

家庭记忆和组委会运行当然不是一回事。

可它们也不会永远分开。

明年某个晚上,父亲在电视机前高兴得流泪,球场里几万人穿着同一种红色,电视导演扫过看台,组委会希望整个世界记住这一幕——这些事情完全可能同时发生,而没有哪一件因此自动变假。

格雷最后在正式备注里只留下一句:

必须区分自然球迷情绪、组织化助威与赛事运行措施,赛后不得将三者直接合并为单一因果。

写完以后,他把工作本合上,没再补“奇迹”或者“噩梦”之类的词。

第二天下午,本次现场复核进入第二轮。

这一轮主要检查媒体路线和比赛官员安全通道。韩国方面原先计划让赛后混采区距离比赛官员出口稍微近一点,理由非常实际:场馆空间有限,而且重大判罚争议以后,如果赛事方需要快速进行公开说明,相关人员移动起来会更方便。

德国顾问几乎马上反对,认为记者和比赛官员路线离得太近,会增加围堵和意外接触的风险。法国顾问关心的则完全是另一件事。

“如果真发生重大争议,能不能保证第一时间拿到画面?”

姜泰旭没有立即做决定,只让场馆组拿着尺重新走一次路线。

格雷跟着他们从更衣室外面一路走到媒体区域。纸面图上只是十几秒钟的一小段路,真正走过以后却发现中间有一个很窄的转角,旁边还堆着设备箱。如果比赛刚结束,一名情绪激动的球员刚好停在那里,记者、比赛官员、安保和球队工作人员很容易挤到一起。

格雷蹲下看了一眼设备箱。

“这个先移。”

工作人员立刻记下来。

“还有,发生争议的时候,比赛官员路线和媒体路线彻底分开。”

姜泰旭问:“欧洲媒体会不会说韩国故意把裁判藏起来?”

“会有人说。”

“那怎么办?”

“让他说。”

姜泰旭看向他。

格雷站起身,拍了拍裤腿。

“安全是能现场验证的东西。少一个镜头只是媒体少赚一点。”

法国顾问在旁边摊开手。

“可能不是一点。”

格雷看着他。

“那你们亏多少?”

“如果是世界杯重大争议,十五秒都可能很贵。”

格雷点点头。

“那就少赚十五秒。”

法国人愣了一下,最后居然笑了。

“你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当然很容易。”

格雷也笑。

“所以你可以继续骂我。”

这次连姜泰旭都笑了一声。

后来朴正勋告诉格雷,转播方确实会因为这项调整不高兴,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争,因为他们损失的不只是画面,还可能是一段全世界都会反复播放的现场反应。

格雷并不觉得这说明谁更邪恶。

转播方要镜头。

场馆要安全。

媒体要第一时间报道。

比赛官员希望尽快离场。

每一方都能说出完全合理的理由。

所谓风险顾问真正有用的时候,反而经常就是这种时候。

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

而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想让。

最后总要有人承担一个具体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