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很简单。服务生送了冷肉、面包和一点沙拉进来，阿德里安吃得很少，格雷则一直把面包撕成小块。聊的内容没有因为吃饭变轻，反而越来越具体。
阿德里安说，大俱乐部最烦的一类事情，就是钱由自己付，最后却还要别人拿“传统”告诉它为什么不能多问一句。国家队征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球员受伤以后，工资还是俱乐部承担，协会却会说代表国家是一种荣誉；俱乐部如果继续追问损失应该由谁负责，又很容易被骂只认钱。
格雷听着，忽然觉得这种逻辑和巴尔博萨那句“穷人不能等”其实挺像。每一方手里都握着一个真的东西当盾，只是有的盾上写国家，有的写家庭，有的写俱乐部历史。问题从来不在这些东西是真是假，而是谁拿着它的时候，顺手把自己想要的部分也一起藏到了后面。
桌上的第二份文件就是G-14，没有什么吓人的标题，下面就是几项非常现实的东西：球员释放、国家队伤病赔偿、欧冠赛制、电视权和俱乐部作为雇主的责任。阿德里安说，所谓豪门团结，多半是外面的人想得太漂亮。这些俱乐部平时照样互相抢人、抢赞助、抢冠军，真到了比赛场上，更不会因为同在G-14就少踢一脚。之所以坐到一起，只是因为有些账单越来越像。
“皇马想领头？”格雷问。
“当然。”
“巴萨呢？”
“也会来。”
“那它怎么用这张桌？”
阿德里安说到这里明显带了个人偏见。
“投票。”
“然后？”
“听别人底线。”
“再然后？”
“有机会，就让一些底线从另一扇门被听见。”
格雷没有顺着往下写。
“证据？”
阿德里安把两组时间放到桌上，一组是内部会议，一组是媒体提前提问。时间上的相关性确实存在，可也就到这里了，再往后便没有东西。
格雷看完，把纸推回去。
“那就只写怀疑。”
阿德里安这才笑了一下。
“罗马先生开始教您怕形容词了？”
“不是。”
“那怕什么？”
“怕以后有人把怀疑当事实。”
会议进行到一半，一个商业顾问进来，和阿德里安低声说了几句西班牙语。人出去以后，格雷问是什么事，阿德里安没有马上解释，只从旧材料里抽出几张转会完成以前的记录。那时候违约金还没有正式支付，白色球衣也还没有举起来，可“永远的叛徒”这种说法已经开始从一些离球迷很近、离俱乐部官方又足够远的地方冒出来。
“俱乐部口径？”
“不是。”
“主流报纸？”
“也不是。”
“那是什么？”
“先试试水。”
这类说法最方便的地方就在这里。如果后来没有用，可以说只是个别人的情绪；如果后来真的形成舆论，又可以说大家早就这么想。阿德里安说，当时最难算的其实不是法律成本，因为钱大致总能估，真正没人能确定的是，一个球员面对长期恨意的时候，会不会退。
格雷盯着那几张旧纸看了好一会儿。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理解“忠诚的价格”可能是什么意思。违约金再高，也有一个数字，数字付完以后，至少账面上可以关掉；名字不行，一个词只要贴得够牢，很多年以后还有人愿意重新拿出来用。
离开会所以前，阿德里安又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是几家公关公司和外围顾问在转会前后留下的联系痕迹，材料不够打官司，也不能证明什么统一安排，最多只能说明围绕菲戈的语言，远不是他穿上皇马球衣以后才突然开始形成。
“为什么不直接给罗马先生？”
“让您带回去，本身就是一条信息。”
格雷看着他。
“什么信息？”
“皇马知道有人在观察您。”
阿德里安把文件合上。
“也愿意让观察您的人知道，我们正在观察您。”
格雷叹了口气。
“最近所有人都喜欢干这个。”
“因为您现在还不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