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先生第一次把铁盒推到自己面前时，没笑，也没嘲讽。
格雷原以为老人至少会损一句“终于开始攒自己的罪证了”，可罗马只是用指尖敲了敲盒盖，抬眼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往这里头攒这些东西的？”
“蓝色药瓶以后。”
“为什么？”
格雷起先含糊说忘了。
罗马先生也不追问，就那么看着他。那眼神格雷熟，不施压，也不给台阶，像笃定他自己会把真话从一堆场面话底下翻出来。
沉默了几秒，格雷还是松了口。
“怕忘。”
他说，怕到最后就只剩文件上的一串日期、金额、合同编号、授权层级。一层层盖上去，很容易忘了这些东西当初是跟人打交道来的，也忘了某个瞬间，自己心里还别扭过一下。
罗马先生没评价。
他打开盒盖，一件件慢慢翻过去。
药瓶关系纸、尼科合同复印件、欧洲杯徽章、朴正勋送的青年队旧徽章、森田的名片、艾琳的照片、写着 Grey 的名单副本、旧影院票根，还有些连格雷自己都快记不清出处的便签。
翻到那张跟第四把椅子有关的名单副本时，老人停住了。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出发前把这东西带来吗？”
格雷第一反应是安全问题。亚洲行程定了大半，这种东西确实不适合随身带，也不适合放在随便什么人都能翻到的地方。
罗马先生说这只是一半原因。
真正的问题是，格雷已经开始把这铁盒子当成某种证明了。
证明自己还记得那些人，证明自己没完全融进这个只算价格、权限和结果的系统，证明自己跟里面那些人不一样。
格雷皱了皱眉。
“这也有问题？”
“怎么没问题。”
老人把名单副本轻轻放回盒里。
“等你把这证明太当回事，它就该拴住你了。”
罗马先生没把话说得玄乎。他就直白告诉格雷，真有哪天做了件足够脏的事，人很容易回来扒开这铁盒，看着这些旧东西告诉自己：至少我还会难受，至少我还记得，所以我总体上还算是个好人。
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没良心。
恰恰是太信自己有良心。
人一旦笃定自己比别人更有底线，就容易给自己开一次例外。一次两次没什么，第三次以后，连“破例”本身都能被包装成某种更高层面的正确。
格雷沉默了好一会儿。
“那……干脆烧了？”
罗马先生抬眼，反问得很轻：“舍得？”
格雷承认，舍不得。
老人这才笑了一下。
“那就别装那硬气。”
他说着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个洗得发白的旧布袋。
袋子里只有几样东西，普通得近乎可笑：几张旧照片、一枚生锈的队徽、一份裁判报告复印件，还有半截看不出原来颜色的旧鞋带。
扔街上大概都没人弯腰捡。
可罗马先生把它们轻轻摆上桌时，格雷忽然反应过来——老人也有自己的“铁盒”，只不过从来没给它起过名字。
那枚队徽是个孩子的。
当年那孩子家里欠着债，原俱乐部那边的事情也一直没着落。罗马先生上门的时候，一家子都把他当救星。最后合同确实签了，只是没去最适合那孩子的俱乐部，去了佣金更高、回款也更稳的一家。
孩子没毁。
后来也踢了好几年职业球，靠足球吃上了饭。
正因为这样，这事才没法简单算好坏。
那份裁判报告也一样。
那名裁判并非完全无辜，他确实犯过错误。只是当时罗马先生为了推另一桩合作，把处分往比事实需要更重的方向推了一把，最后给人降了级。
“明知道处分重了？”格雷问。
“知道一点。”
“那还推？”
“当时有当时的考量。”
罗马先生答得很平静。
合作要推，关系要换，对方也不是什么完人。站在当年的位置看，每一步都有说法，再过几年翻出来看，很多理由也还站得住脚。
最磨人的回忆从来都是这样。
不是哪天忽然做了件纯纯粹粹的恶事，是隔了很多年才慢慢反应过来——当年那些样样都说得过去的选择里，自己把别人要扛的代价，算得太轻了。
至于那半截鞋带，是个南美前锋的。
那人年轻时候最大的念想就是去意甲。罗马先生没在合同里拍胸脯保证过，但话里话外给足了人盼头。最后绕了一圈，把人打发到比利时乙级去了。
“后来呢？”
“没毁。”
罗马先生说，那人职业生涯稳当着呢，钱也挣了，球也踢了很多年。
只是再也没去成小时候心心念念的地方。
格雷拿起那半截鞋带。东西很轻，边儿磨得起毛了。他忽然懂了老人为什么从来不把这些叫“忏悔”。
它们赎不了罪。
也不能把谁失去的机会给递回去。
更换不来原谅。
格雷问后来有没有补偿过。
罗马先生说有些东西能补。钱、推荐、下一次机会，都能补一点。那前锋后来有次转会遇了麻烦，他在背后搭过一把手，没让对方知道。
格雷问为什么匿名。
“不是高尚。”
老人说。
“就是不想补了半天，倒补出个债主来。”
格雷指尖下意识往桌边的笔挪了挪。
罗马先生立刻逮住了。
“别记。”
格雷抬眼。
“我没动。”
“你眼珠子都转过去了。”
格雷笑了一下，手收了回来。
两个人为这点小事拌了句嘴，像再普通不过的师徒，直到老人忽然咳了两声。
起初很轻。
跟着越来越沉。
格雷脸上的笑意慢慢褪了，把水杯往他跟前推了推。
罗马先生喝了口水，没提病情。
格雷也没问。
歇了好一会儿，老人把整个旧布袋往他这边推了推。
“先放你那儿。”
格雷没伸手接。
“给我干嘛？”
“重，才给你。”
格雷看了他片刻，还是把布袋接过来了。
他说亚洲回来就还。
罗马先生说：“如果我还在。”
这一下，房间里彻底没了笑意。
格雷想问病名，想问检查结果，想问医生到底怎么说的，想问那个“如果”到底是多久。
可最后出口的只有一句：“会在的。”
罗马先生靠在椅背上，缓了缓，嗤笑一声。
“别跟我来赛前保证那一套。”
格雷没再说话。
老人也没再多解释。
房间重新静下来，只剩空调低低的嗡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