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拿到法国项目临时身份卡时，第一反应并不是高兴。
卡片很薄，塑料边缘甚至有一点毛刺，照片是前一天临时拍的，领带歪得不明显，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编号和一行轻得像不值油墨的英文：European Coordination Assistant。
欧洲协调助理。这个头衔如果印在报纸上，大概没人会追问第二眼，可勒梅尔把卡推过来时，房间里没有人笑。
格雷问：“它能进什么会议？”
勒梅尔说：“核心会议不能，某些内部区也不能，甚至有几扇门刷卡会直接亮红灯。”
格雷说：“那有什么用？”
“让别人不知道你到底还能进哪扇门。” 勒梅尔指尖敲了敲卡片，“权限是一回事，对权限的不确定，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面对一个头衔模糊、却能在不该出现的楼层出现的年轻人，会自己把缺失的权力补出来。”
玛尔塔在旁边提醒：“别把这当赞美。”
格雷把卡放进皮夹：“最近已经学会不把任何一句话先当赞美了。”
罗马先生也在房间里，咳嗽比几个月前更深。以前像老烟民清嗓，现在每次都仿佛胸腔里有一扇潮湿的门被推开。
勒梅尔说他该去医院，罗马回道：“去医院只会多出一叠‘建议进一步观察’。医生喜欢文件，文件喜欢抽屉，抽屉最后总喜欢被锁。”
格雷笑了一下，罗马提醒他：“别笑。足球圈最喜欢的也是这句话 —— 一个年轻人踢不上球、一个伤病解释不清、一场争议还没到要处理的程度，都可以先‘进一步观察’。”
晚上回酒店，格雷把临时身份卡放在桌上，旁边是黑色本子。法国项目四个字被他写在新页顶端，下面却迟迟没有落笔。“项目” 太方便，能把伤病、球员、赞助、国家、球迷、警察、转播和所有不愿逐个叫出名字的东西一起塞进去，然后变成一个可以报预算的名词。
第二天玛尔塔来找他，仍旧把敲门理解成推门，如果门锁了才会等。她把一只厚信封扔到桌上，纸张比法国身份卡贵得多，边缘压着很淡的金纹，没有寄件地址，也没有邮戳。
格雷问：“婚礼？”
“你不配参加那么正常的东西。”
里面只有时间、地点、着装要求，没有会议主题和主办方，背面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灰点。地点在瑞士湖边，三天后。
格雷问：“是不是圆桌？”
“外围。” 玛尔塔说，“重要的会从来不靠把‘重要’写在请柬上。你得先看地点、名单、谁没有署名，以及谁明明应该出现却没出现。”
她自己去过一次，感觉像走进一间非常安静的屠宰场。
格雷问罗马怎么说。
玛尔塔答：“他说你会去。”
这让格雷不舒服，他问为什么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必然会做某些事。
玛尔塔看了他一会儿，说：“因为你常常在别人一句话还没说完时，心里已经把选择做完了。只是喜欢把后面的犹豫，当成自己仍有自由的证据。”
临行前她给三条提醒：别随便签字，别因为别人敬酒就真的喝，别主动提蓝色药瓶。如果别人先提，不要表现成第一次听，也不要装得像懂得很多。格雷现在最安全的位置，是让人相信他比普通新人多知道一点，又远没知道到值得专门处理的程度。
玛尔塔说这些时一直把视线放在窗外，最后才提到让她多跑这一趟的原因：罗马病了。
格雷几乎本能地说：“他不会死。”
玛尔塔转头，说这句话听起来终于像个球迷。球迷才会说某个球员不会走、某个时代不会结束、某支球队一定能回来；坐在桌边的人必须学会说 “如果”。
如果罗马倒下，如果格雷被更大的网络看中，如果法国项目出问题，如果某一天玛尔塔自己变成一项需要在项目和个人之间选择的风险。
格雷听得烦，却没有把请柬推回去。
他坐火车去瑞士。玛尔塔说新人适合坐火车，飞机太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已经飞起来，火车会逼你经过每一站。
车厢里有商务客、老妇人、背包青年，还有一个抱着旧足球睡着的孩子。球面磨得起皮，孩子手臂却抱得很紧。格雷看了几眼便移开目光。他近来越来越不敢长时间看这种场面，因为会想起足球还没被他们叫成 “项目”“资产”“风险” 之前，究竟长什么样。
湖边酒店出乎意料地低调，没有豪车排成一线，也没有任何奖杯或球星照片。它甚至像一家不愿被大人物记住的酒店。前台接过请柬后立刻换成更轻的语气，告诉他晚宴八点开始，“请不要提前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