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电话是星期二下午打来的。那会儿办公室乱得像同时处理五桩转会的更衣室——传真机哗哗往外吐纸，萨米在楼道里跟一个球员的哥哥争一笔迟迟没到账的佣金，玛尔塔坐在罗马先生桌前，用红笔划掉合同里三段写着“保护球员利益”、实则全是替俱乐部提前免责的条款。
格雷在自己的新桌上整理托马斯·雷耶的资料，那张旧票根复印件夹在本子边角。电话响之前，罗马先生刚咳完一阵，他把手帕拿远一点，没像往常那样立刻塞回口袋，像不愿看见身体又递来一份报告。
电话接通后他只说了几句，右手食指就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三下。格雷认得这个动作——事情比电话里的语气要大得多。
萨米在楼道里的声音渐渐低下去，玛尔塔放下了红笔。
罗马挂了电话，玛尔塔先开口：“勒梅尔？”
格雷不认得这名字，可从她和萨米同时变了的神情里，掂出了分量。
萨米立刻接话：“我也能去巴黎。”
罗马像没听见，只看向格雷：“晚上收拾东西。”
玛尔塔皱起眉：“他还太新了。”
“正因为新，才该去。”罗马说，“大桌子不会等一个人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再让他上桌。”
当天夜里他们坐火车。罗马先生讨厌飞机，说飞机会把中间过程删掉，把人从一个城市直接扔进另一个城市，久了容易误以为所有转变都没有代价；火车至少能让人看见灯光怎么退去、田野怎么变黑、边境怎么经过。
格雷靠在车窗边，问勒梅尔到底是谁。
答案不像一份简历：做过官员，也干过经纪和协调，插手过电视合同、青训合作、赞助谈判和国家队包装，最擅长把足球说成国家工程。有些人不在那张圆桌上，却能让桌上的人都觉得自己跟他是一伙的。
格雷问：“比你级别高？”
“不是高，是远。”罗马看着窗外的夜色，“高的人你还能看见脸，远的人，常常只剩个影子。”
至于眼下法国需要什么，罗马先生望着车窗里自己的倒影，说需要一届世界杯——能让很多平时互相看不顺眼的人，暂时站到一块儿。
巴黎清晨看起来比格雷想象中整洁，等钻进地铁、酒店后巷和车站出口，又能闻见任何大城市都有的汗味、垃圾味和湿石头味。
勒梅尔约在塞纳河边一间豪华酒店的顶层套房。白发，灰西装，身材保持得很好，说话温和得像从来不需要自己提高嗓门。他和罗马见面第一句就互相调侃对方还没死，两个人都笑了。格雷却意识到，这种玩笑只有知道彼此埋过多少旧事的人，才开得出来。
勒梅尔握手的时候问他喜不喜欢法国足球。
格雷说：“还没拿定主意。”
对方笑了：“诚实啊，是年轻人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
桌上已经摆了一摞文件：媒体接待、赞助权益、医疗协调、裁判交流、志愿者、国家队形象、城市安全、球迷风险、转播路径、危机预案。封皮干净，分类清楚。格雷第一次看见一届世界杯，在开赛前被拆成了这么多块——可以分别负责、分别报价、分别追责的部件。
接下来两个小时，格雷大部分时间在听。
勒梅尔先摊开一张法国人口与城市分布图，手指从巴黎移到南部几个城市：“国家队成绩好，谁最先跳出来说这是团结的胜利？成绩差，谁又会说这支球队根本代表不了所有人？”
一名转播顾问接过话：“电视不能等比赛结束再找主角。观众未必懂所有战术，但至少得先认得几张脸。”
广告销售人员翻着候选名单：“家庭、伤病、复出、最后一次机会——这些都能让观众记住一个球员。”
坐在另一边的安全协调人立刻皱起眉：“你们讲故事的时候别忘了，真闹起来了，最后去收拾人群的是我们。”
“所以才要提前准备。”勒梅尔说。
格雷低头记了两行，又抬头问：“球员知道自己被分成这些类型了吗？”
桌边几个人对视了一眼。转播顾问说公开信息当然可以整理，广告人员则说深度合作会另行授权。勒梅尔没替任何一方圆场，只示意会议继续。
格雷越听越不舒服。倒不是因为这些人像骗子，恰恰相反——他们礼貌、专业，知道法律边界，也能为自己负责的每一小块找到合理的理由。没人需要像小城那个灰夹克一样鬼鬼祟祟，事情照样能一点点变得很大。
午后巴尔博萨来了。金戒指、大笑声、松开的领带，像把另一种气候带进了房间。他说南美管激情，欧洲管秩序，法国管脸面，电视嘛，管让一切看起来都像命中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