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非典解封后不久。
光宗从学校回来，没有直接回厂。
她坐轮渡过了江，但没有在汉正街的码头下船。她站在甲板上，看着船靠岸，看着别人下船，自己没有动。船又开了。她从武昌到汉口，从汉口到武昌，来回坐了两趟。
甲板上人不多。一个老头靠着栏杆抽烟，烟灰掉在江风里，很快散了。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孩子睡着了，头歪在她肩膀上。光宗站在船舷边。风从江面上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理。
江水浑黄。有船经过，汽笛响一声，拖着一条长长的水痕。她盯着那条水痕看。水痕慢慢散开，变淡，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她想起高考放榜那天。那天也是坐轮渡。她从学校回来，手里攥着录取通知书。纸是白的，字是黑的。她攥得很紧，手心出了汗，纸角湿了。那时候她心里是满的。她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她又想起办厂第一天。耀祖挂了招牌，红字，漆还没干。她站在厂门口，看了一会儿。她没笑，也没说话。但她心里是满的。她觉得以后有奔头。她算了账，第一年亏2.5万，第二年收支平衡，第三年开始赚。她算得清清楚楚。
她又想起爷爷把钱推过来的手。橡皮筋捆着，十块，五块，两块。有零有整。他说“你像你奶奶”。光宗不知道是哪个奶奶。她没问。她把钱推回去了。后来爷爷把钱放回铁皮盒里，抱着盒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船靠岸了。汉口。光宗走下甲板。她没有出码头，站在码头的棚子下面，看着江面。棚子顶是铁皮的，风吹过来，嗡嗡响。她把手插在口袋里，缩了一下脖子。
她觉得自己很孤独。
但她不承认。她只是站着。她盯着对岸的汉正街看。密密麻麻的屋顶，灰蒙蒙的一片。她的厂在那里面。她的楼在那里面。她的账本在那里面。她想起孙望北说的——“汉正街就是抢，不抢就饿死。”非典来了，不是抢的问题。是等。等过去。等解封。等工人回来。她等过来了。她算着账，一笔一笔等过来的。
可她站在这里，看着江面，觉得自己是空的。
她想起耀祖。想起耀祖在车间里擦机器的样子。想起耀祖说“姐，你记得住账，记不住我”。想起耀祖说“你什么样我都见过”。她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攥着栏杆。栏杆是铁的，锈了，手上沾了一层锈灰。她没擦。
船又来了。她上了船。这次她站在船尾，看着汉正街越来越近。码头，巷口，招牌，灰砖墙。船靠岸。她第一个下了船。
她走到厂门口。耀祖在等她。手上拿着抹布，在擦门框。门框上的漆掉了，她拿一块旧布蘸着漆补。看见光宗，她站起来。
“你回来了。”
“嗯。”
“账在桌上。”
“好。”
光宗走进办公室。翻开总账本。一切正常。李秀兰的流水账工工整整，每一笔都打了勾。她合上本子。
耀祖站在门口。“姐。”
“嗯。”
“你刚才去哪了？”
“江边。”
“一个人？”
“一个人。”
耀祖没再问。她走进来，坐在对面，开始理料子。冬天的厚布收起来，春天的薄布拿出来。她用手摸，摸一遍，叠好，放架子上。
两个人不说话。灯管嗡嗡响。外面车间里，周桂香在踩机器，哒哒哒，哒哒哒。杨来弟在锁边，嗡嗡嗡。机器声混在一起，像一条河，不急不慢。
光宗翻开总账本，开始算账。算盘珠子拨过去，拨回来。她算了一遍这个月的进料。又算了一遍这个月的出货。再算了一遍利润。数字没错。她又算了一遍。还是没错。
耀祖把料子码好，抬起头。她看了光宗一眼。“姐。”
“嗯。”
“你算了几遍了。”
光宗没说话。她把算盘推到一边。
耀祖站起来，走到她旁边。“你每次心里有事，就算账。算了又算，算完还算。”
“账要算清楚。”
“账是清楚的。你不清楚。”
光宗看着她。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