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天桥底下比别处冷得早。
风从桥洞穿过来，把地上的塑料袋卷起来，转两圈，又扔下。桥面是水泥的，有些地方裂了缝，缝里长着枯黄的草。栏杆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锈，像一块块结痂的伤疤。
桥墩旁边支着一块木板，上面摊着十几条皮带，深棕色和黑色都有，铜扣擦得很亮，一条条卷好，用橡皮筋扎着，码得整整齐齐。旁边搁着一块纸板，用黑笔写着四个字——“真牛皮，不假”。字写得歪，但一笔一划很用力，像是怕人看不清，又像是怕人不信。
摊主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灰夹克，拉链坏了，用一根红绳子系着。他瘦了很多，颧骨鼓出来，下巴上的胡子刮得不干净，青一块灰一块。
他低着头在卷皮带，一条一条卷，用橡皮筋扎好。卷得很慢，两条皮带之间的间距一模一样。他卷完一条，摆好，再拿起下一条。手指很粗，指甲缝里全是黑的，指腹上结了厚茧，是常年干粗活的手。
光宗从学校回来对账，路过天桥。她低着头，在想厂里那批新料子的事。这周她要跟耀祖对一下库存，外贸订单的尾款也该催了。走到桥中间，脚步停了。她往下看了一眼。
那个摊子，那块纸板，那个人。
她站了一会儿。风从江面上吹过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到脸上。她没去理。她下桥，走到摊子前面。
钱跃进抬起头。他的脸僵了一下。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卷皮带。手没停，但比刚才慢了。
光宗没说话。她就站在那里，看着摊子上那十几条皮带。深棕色的，黑色的，铜扣锃亮，皮面有细密的纹路。她想起以前钱跃进在汉正街摆摊的时候，摊子比这个大，货比这个多，他站在摊子后面吆喝，嗓门最大，生意最好。
过了一会儿，钱跃进说“莫叫我。”
“钱跃进。”
“莫叫我。”他把手里那条皮带放下，两只手在膝盖上蹭了蹭，“你叫我，我抬不起头。”
“你头低着，怎么抬？”
钱跃进不回答。他拿起一条皮带翻来覆去地转，皮面磨得发亮。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看到了。”
“看到了。”
“我欠薪跑了。”
“你没跑，”光宗说，“你在这儿。”
钱跃进苦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像被风吹灭的火柴。“你知道我欠了多少？”
“多少？”
“三千二。十二个工人的工资。”他把皮带放下，两只手攥在一起，指节发白。“我跑了一个月，没敢回家。在青山那边躲着。白天不敢出门，晚上才敢去小卖部买点吃的。后来我想，跑不了。欠了就是欠了。我老娘还在家。我不能让她替我背债。”
“你摆摊还？”
“嗯。”
“还到什么时候？”
钱跃进看着光宗。眼睛不亮，但没有躲。“还到死。”
光宗没接话。她站在那里，看着摊子上那十几条皮带。钱跃进低下头，继续卷。手指很粗，指甲缝里全是黑的。他卷完一条，又卷一条。
“你要买皮带？”钱跃进问。
“不买。”
“那你站这儿干什么？”
光宗没掏练习册，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听见他在后面说——“跟你爷爷说，我还记着他那根烟。”
光宗没回头。风把钱跃进的声音吹散了一半。她走在汉正街的巷子里，脚步不快，但一步是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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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民那天也路过天桥。
他从修鞋铺出来买钉子。走了半条街，才想起钉子铺今天关门。他往回走，绕到天桥底下。他看见了钱跃进的摊子。
他站住了。没走近。隔着十来步，站在一个卖搪瓷盆的摊子旁边，看了两分钟。
搪瓷盆摊子的老板跟他打招呼：“许师傅，买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