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春天，光宗从学校回来，晚饭后帮李秀兰对账。
堂屋里点着煤油灯，灯芯挑得不高，光线刚好照在桌面上。两本账本并排摊着。一本是李秀兰的，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发亮。一本是光宗的，练习册改的，最后一页折着一角，像压着一个不想打开的秘密。
光宗先看家里的账。米、油、盐、煤、水电。李秀兰记的都是琐碎，进项出项，一笔不落。光宗一行行看下来，手里的小算盘拨得飞快。算盘珠子在灯下闪着温润的光，像一小串被夜露打湿的旧铜钱。
李秀兰坐在对面纳鞋底。她手里的针一下一下地穿，线拉得又直又匀。鞋底是给光宗纳的。光宗的脚长得快，去年的鞋底又磨薄了。
李秀兰每过一阵就给她纳一双新的，从不说什么。光宗低头对账，偶尔抬头，看见母亲的手指在鞋底上起落。那手很瘦，指节突出，像一棵冬天的树，枝枝杈杈地伸着。
“妈，你当年辞了厂里的事，回来管这个家。”光宗说，“厂里那份工资就没了。可你换回来的是家里的账清清楚楚，我爸能安心开店，我和耀祖能安心读书。这个账，比厂里那份工资值钱。”
李秀兰没抬头：“什么值钱不值钱的？我不管那个账怎么算，我只知道家里的账不能乱。一乱，人心就乱。人心乱，日子就过不下去。”
光宗没再解释。她知道母亲说“不懂”，其实是懂的。只是李秀兰的“懂”不放在嘴上，放在那本账里。每一笔进项，每一笔出项，都是她替这个家做过的选择。她用“账不能乱”四个字，把她那套经济学老师讲半天的东西，全讲完了。
账本翻到一页，光宗停了一下。上面写着某年冬天：一家人，棉鞋三双。光宗看看母亲。
李秀兰低着头，还在纳鞋底。她的针在鞋底上扎下去，又顶上来，动作又稳又准。光宗想，母亲这双手，扎过多少针，顶过多少线，从来没听她喊过一句累。
“妈，你天天这么纳鞋底，眼睛受得了？”光宗问。
“受得了。”李秀兰说，“惯了。”
“等以后我赚钱了，给你买双最好的皮棉鞋。”
李秀兰笑了一下，没抬头：“皮棉鞋不暖和。你奶奶说过，脚要暖，鞋底要软。皮的硬邦邦，不如这千层底。”
光宗“嗯”了一声，继续对账。这页过了，下一页记的是开春后的菜钱。青菜，两角。豆腐，一角五。一笔一笔，细得像针脚。
光宗忽然觉得，母亲的账本从头到尾就是一部家里的《资治通鉴》。没写大事，只记小日子。可读起来，比什么书都厚。
对到一半，光宗想起一件事：“妈，我想进一批新面料。广东西樵的货，含棉量高，颜色也好，但我拿不准。现在厂里不接散单，一次最少五百米，压下去就是几千块。”
李秀兰把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继续纳鞋底：“你让耀祖先摸，她摸得准。”
光宗说：“妈，你也懂面料？”
“我不懂面料。”李秀兰说，“我懂人。”
光宗看着她。
“耀祖摸料子的时候，眼睛不发飘。”李秀兰说，“手在布上，心也在布上。你信她，就进。不信，就再等。”
光宗想了一会儿，说：“我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