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天，孙老师来找光宗。
那天光宗刚从武昌坐轮渡回来，在校门口碰见了他。
孙老师站在传达室旁边，手里夹着半根烟。看见光宗，他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说：“市里有个演讲比赛，主题是‘江城精神’。我推荐了你。你准备一下，下周去。”
光宗背着书包，说：“我不想讲。”
“为什么？”
“我没什么可讲的。洪水的事，过去了。”
孙老师说：“过去了？你家捐了三百多件衣服，你妈你奶奶你妹都在安置点帮忙。你说过去了？”
光宗没说话。
孙老师又说：“你不想讲，我换别人。”
光宗还是没说话。她想起许保国。想起那天晚上，爷爷一个人坐在小卖部门口，收音机里放着抗洪的新闻，他端着搪瓷缸，背挺得笔直。雨从屋檐上滴下来，滴在他脚边。他什么都没说，就是坐着。
“我讲。”光宗说。
孙老师看着她，没问为什么。他把烟头踩灭，说：“下周。别迟到了。”
比赛那天，光宗穿的是校服。白衬衫，蓝裤子，洗得干干净净。李秀兰把衬衫熨得平平整整，领口翻得服服帖帖。她出门的时候，耀祖从屋里追出来，说：“姐，我去看你讲。”
光宗说：“你在学校上课。”
耀祖说：“我请了假。”光宗看她一眼，没再拦。
礼堂里坐满了人。光宗坐在选手区，脸上没什么表情。前面的选手一个接一个上台，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娓娓道来。光宗听着，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敲。轮到她的时候，主持人报完名字，台下安静了一瞬。
光宗站起来，从侧面走上台。她没拿稿子。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站定，抬起头，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
“今年夏天，长江发大水。”她说，声音不大，但礼堂里每个字都听得见，“我家在汉正街开服装店。水退以后，我们把店里能穿的衣裳全捐了。有人说我们傻。我爸也说，那些货值好几千块。”
台下有小声的议论。光宗停了一下，继续说：“那天我在居委会帮忙。居委会院子里全是人，全是东西。旧衣服、棉被、塑料布、面粉、方便面。我在一张旧课桌后面登记。来一个人，我就问一句：叫什么名字？捐了什么？”
她顿了一下。
“一个婆婆来了，提着一篮子鸡蛋。她说，家里就剩这些了。我记下：鸡蛋，一篮。一个男人来了，扛着一床棉被，被面是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我记下：棉被，一床。一个小孩来了，手里攥着两块钱。他说，这是我存的。我记下：现金，两块。”
光宗的目光扫过台下。她没有抬高声音，也没有放慢语速。
“那天我记了二百多件东西。每一件东西后面，都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江城。”
她停了一拍。
“我爷爷是退伍军人，去过朝鲜。他这辈子没跟我们讲过什么大道理。那天晚上下大雨，他坐在小卖部门口，一步没动。收音机里放着水位，越来越高。他就那么坐着。我问他，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听。”
光宗说到这里，声音微微低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