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陈桂英发现自己藏在米缸底下的钱少了两百块。
那钱用一块旧手帕包着，压在米缸最下面，上面盖着十斤米。是她这些年从菜钱里一角一角抠出来的。
她每周从许建民给的家用里省一点，买菜时多绕两个摊子，买米时等粮店快关门了再去，就为便宜几分钱。攒了两百块，她打算给龙飞买双像样的皮鞋。龙飞个子高，脚也大，别人穿四十一码，他穿四十三码。好鞋子贵，她想等过年打折再买。
这天下午她淘米做饭，手往米缸里一插，摸到那个手帕包。薄了。她把手帕包拎出来，打开数。少了两百。手帕里只剩一些零票，皱巴巴地卷在一起。
陈桂英没叫。她把手帕重新包好，放回米缸，把米盖回去。然后她走到龙飞房间门口，推开门。龙飞不在。被子没叠，枕头歪在一边。
她走过去，把枕头拎起来。底下压着几张台球室的记账单，白纸红字，上面写着“龙飞欠三十五”“龙飞欠四十八”。字迹歪歪扭扭，像蟑螂爬的。
陈桂英把记账单塞回枕头底下。她走到厨房，从菜篮里拿出一捆蒜薹。蒜薹是早上买的，绿油油的，还没摘。她把砧板一放，菜刀一拿，开始切。
刀刃剁在砧板上。一下，一下，又一下。蒜薹被切成整整齐齐的小段，长短一样，像用尺子量过。
陈桂英没低头。她眼睛看着前头那面墙，墙上有一块水渍，像一张谁的脸。她的嘴紧紧抿着，刀越剁越快，到后来蒜薹早切完了，她还在剁。刀刃剁在空砧板上，“咚、咚、咚”，在厨房里闷闷地响。
那天晚上陈桂英什么都没说。
许建民下班回来，她照常端饭、收碗、洗碗。洗到一半，她把一只碗举起来，对着灯看。碗沿上有个小豁口，是龙飞小时候摔的。
那时候龙飞五岁，端着碗满院子跑，一脚踩空，人摔了，碗也缺了。陈桂英把这只碗留下来，一直用到现在。她把碗轻轻放进碗柜，像放一件易碎的东西。
她也没跟许建民说。她知道许建民知道了会怎么样——他会去找龙飞，会打，会骂，会把龙飞拎回来。但这次她不想让许建民去。她自己去找。
第二天，陈桂英在小东门那家台球室门口堵住了龙飞。
龙飞正从里面出来，头发乱糟糟的，手里夹着半截烟。看见陈桂英，他停了一下，把烟背到身后。
“钱呢？”陈桂英说。
龙飞没说话。
陈桂英往前走了一步：“米缸里那两百块。你拿了多少？还剩多少？”
龙飞低头看地面。地上有几颗烟头，一堆瓜子壳。他说：“没剩了。都输了。”
陈桂英抬手就扇了他一耳光。龙飞没躲。他脸上多了五个红印子，但他没动，连头都没偏一下。
“那不是你的钱。”陈桂英的声音在抖，“那是我攒了两年给你买鞋的钱。你倒好，拿去输给人家。龙飞，你还有没有良心？”
龙飞还是不看她。他说：“以后还你。”
“你还？”陈桂英说，“你拿什么还？你连个正经事都没得，天天在台球室混。你拿命还吗？”
龙飞不说话了。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然后他转身走了。陈桂英站在原地，看他走远。他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右边肩膀比左边高一点，像总在躲什么。
陈桂英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擦。她转身回家，把米缸里的手帕包拿出来，把剩下的零票一张张捋平，叠好。这次她没有放回米缸。她把钱装进一个塑料药瓶里，藏到衣柜最顶上。
许建民是三天后才知道的。
不是陈桂英说的。是陈嫂在巷口拦住他，说：“建民，你管管龙飞。他在外头欠了好多钱，人家都问到我家来了。”
许建民一愣。
陈嫂又说：“也不是多少钱，就是台球室那些。但你是当爹的，不能让他这么下去。”
许建民回到家，先问陈桂英。
陈桂英正坐在床边织毛衣，头也没抬：“有这事。他拿了我两百。我打了他，他说会还。”
“你还信他？”许建民说。
陈桂英没说话。毛线针在她手里一下一下地穿，线团在膝盖上慢慢滚。那是一件青灰色的毛衣，织了一半，是给许建民冬天预备的。她的手没停，但线走得比刚才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