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天，巷子口的梧桐又绿了。
耀祖放学回家，拐进筒子楼前的窄巷时，听见身后有摩托车响。那声音不远不近，跟着她。她走得快，那车也快；她放慢，那车也慢下来，突突突地喘，像一头跟在人后头的铁驴。
耀祖没回头。她的手在书包带上攥紧了。巷子两边是墙，墙根下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月季，再往前，就是小卖部的后门。她几乎要跑起来，摩托车却“呜”地一下冲上来，横在她前头，把去路堵了半截。
车上的人摘下墨镜。花衬衫，长脸，五十出头，头发梳得油亮。他堆起一脸笑，说：“小妹妹，别怕，我是开照相馆的。你这张脸，上相。”
耀祖往后退了半步，后背贴着墙。墙上的青苔凉丝丝地印进她的校服里。
“我认得你。”那人又说，“学校门口卖米粑的孙婆婆跟我提过你。说许家小丫头笑起来，整条巷子的人都回头。”
耀祖不接话。她从那人身侧的空隙里挤过去，步子不慢，头也不回。那人追上来，递过一张名片，白底红字，印着“红光照相馆——艺术照·婚纱照·挂历拍摄”。
耀祖没接，名片从那人手指间滑出来，落在石板路上，像一片被风吹翻的树叶。
耀祖一直走到小卖部门口才回头。摩托车还停在巷口，那人没再跟。他举起一只手，远远地冲她摆了两下，意思是“还会再来”。
耀祖进了小卖部，径直走到柜台后，站在王翠花身边。王翠花正用一块干布擦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电视没开，荧屏上蒙着一层薄灰。她听见动静，抬头看了耀祖一眼：“怎么了？脸白得跟墙面似的。”
耀祖说：“有人跟着我。”
王翠花把布往柜台上一放，问清楚长相、车牌，又骂了句“二流子”。
骂完了，她坐回藤椅上，慢慢摇着蒲扇，说：“照相馆的，不一定是坏人。以前巷口老周也开过，正经行当。红光照相馆，我见过。老牌子了，老板姓曾，照相照了半辈子。”
光宗从学校回来时，天已经擦黑。耀祖把捡起来的名片递给她。名片上沾了些灰，边角卷了一点。光宗翻来覆去看了看，说：“他看中的不是你，是你的笑。你笑得好看，他才能赚钱。”
耀祖说：“那我更不能去。我又不是给人看的。”
光宗把名片放在柜台上，说：“你天天笑，天天给人看。怎么一收钱就不肯了。”
耀祖噎住了。她想说“那不一样”，但嘴张了张，没吐出来。她确实天天笑。对门口卖豆腐脑的爷爷笑，对楼下收发室的大伯笑，对同学笑，对老师笑。笑的时候没想过收钱。现在有人要花钱买她的笑，她忽然觉得那笑不是自己的了。
光宗没再往下说。她进了里屋，把书包放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杯水。她把水放在耀祖面前，说：“去不去，你自己定。”
周六上午，耀祖拉着光宗去了红光照相馆。
照相馆在巷子西头，门脸不大。玻璃橱窗里并排摆着几本旧挂历，封面是几个化了浓妆的女人，笑得都一个样。门框上挂着“红光照相馆”的木牌，漆掉了半边，“红”字只剩上面那一小撇还算完整。
曾老板从里面迎出来，比那日骑摩托时看着更老些。他系着一条灰围裙，手指甲洗得干净，说话声音不高，带着点沙：“来了？坐，先喝口水。”
店里光线暗，墙角一盏红灯泡，把人的脸照得发暖。墙上挂满黑白照片，有老人，有孩子，有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光宗站在一张照片前看了好一会儿。那是个女孩，十五六岁，两条辫子搭在肩头，不笑，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头，像要说什么。
“这是我女儿。”曾老板端了两杯水过来，顺着光宗的目光看过去，“跟你妹妹一般大的时候照的。后来考上大学，去了北京。再后来，就不爱照相了。”
他说话时脸上还挂着点笑，但声音落下来，像旧挂历上积的灰。
“这次给耀祖拍挂历，我不照她的模样，只照她的笑。”曾老板说，“一套十二张，三十块。”
三十块，耀祖心里颤了一下。她爸在汉正街站一天摊，有时候也挣不了这个数。
她坐在镜头前的木凳上。曾老板把灯打开，两盏大灯从左右同时打过来。耀祖被晃得闭了一下眼。再睁开时，满眼都是白。光从四面八方来，把她的脸照得没有一片阴影。
“笑一个。”曾老板站在相机后面，露着半个头。
耀祖扯了一下嘴角。没笑出来。又试了一次，脸上肌肉僵得发酸。灯光太亮，亮得她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她低下头，说：“我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