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秋，天还是热，但江风里已经带了一点凉。
许保国又穿上了旧军装。最上面那颗扣子扣着，领子洗得发白。他站在码头边等光宗。搪瓷缸没带。他今天空着手，两条胳膊垂在身侧，站得笔直，像一棵被移到了江边的老树。
光宗从巷口走出来。她背着那个红色人造革书包，手里拎着一个旧旅行包。耀祖跟在后面，帮她提着水壶。水壶是新的，李秀兰前一天晚上买的，塑料壳，红盖子，上面印着一只不认识的卡通兔子。
许保国看见光宗，说：“走。”
光宗说：“爷爷，这次我自己能去。”
许保国已经迈出去一步了。他没回头，只说了一句：“我送你。以后就不送了。”
光宗不再说话。她回头看了耀祖一眼。耀祖把水壶递过来，说：“姐，你到了就给我打电话。学校门口有公用电话。”光宗点头。
耀祖又说：“星期五回来，我等你一起过早。”光宗说：“好。”
轮渡来了，汽笛响得比记忆中更沉。光宗跟着爷爷上船。她站在船尾，看码头上的耀祖。耀祖没走，站在台阶上，把一只手举过头顶，慢慢挥。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遮了半张脸。光宗也抬起手，只举了一下，就放下了。
“这条江，我们过了几千年。”许保国站在旁边，还是望着江面。雾已经散尽，江水浑黄，浪头不高。
“凭的是么斯？”他说，“凭的是该过的都能过。”
光宗没接话。她想起四年前那个雾蒙蒙的早晨，爷爷带她去参加区竞赛时说的，也是这一句。那时候她九岁，兜里揣着耀祖折的纸青蛙。现在她十三岁，书包里没有纸青蛙了——那青蛙在她枕头底下，快散了架。
学校在武昌，从码头出来要走两站路。许保国走在前面，光宗跟在后面。穿过一条两边种着梧桐树的马路，拐进一条窄巷，再出来，校门就在眼前。红砖门柱，铁栅栏门，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
光宗在门口站住了。她没进去。她抬头看那块牌子，又看门里面那条笔直的水泥路。路两边是花坛，花开得不怎么精神，叶子被太阳晒得打卷。路尽头是一栋四层的教学楼，窗玻璃在太阳下反着白光。
“进去。”许保国说。
光宗没动。她看着那扇铁门，像在看一道需要跨过去的什么东西。不是怕，是觉得这一步迈出去，身后有些东西就跟不上了。小卖部、竹床阵、老槐树、汉正街的卷帘门声，都在江那边。她一个人在这边。
许保国也没有催她。他站在她旁边，过了好一会儿，说：“我走了。星期五自己回来。”
说完他真的转身走了。步子大，军装的衣角被江风掀起来一点。
光宗看着他的背影，一直看到他拐进巷口，没了。她忽然想喊一声“爷爷”，嘴张开了，没喊出来。她想起他说“以后就不送了”，知道这句不是对她说的，是对他自己说的。
报到，分班，分宿舍。一切像流水一样过去。
光宗分在初一三班。宿舍在二楼最里面一间，八个人，上下铺。她睡靠窗的下铺。她把自己的东西一样一样放好：衣服叠进柜子，牙刷放进茶缸，练习册压在枕头底下。她做这些事时，宿舍里其他女生在互相认人、说话、交换家里带来的零食。光宗没参与。
有个人把一块巧克力递到她面前，说：“你吃不吃？”
光宗说：“谢谢，我不吃甜的。”那女生把巧克力收回去了，再没跟她说过话。
第二天上课。班主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姓谭，教语文。她排座位时，把光宗安排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同桌叫赵静，短头发，眼睛大，穿一件白色带花边的衬衫，手腕上戴着块电子表。
第一节课下课，赵静侧过头，眼睛在光宗身上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她的铅笔盒上。
“你铅笔盒都掉漆了。”赵静说。
光宗正在把上节课的笔记收进书包。她说：“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