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耀祖没有画画。
她平时吃完早饭就会搬着小板凳坐到门口，拿粉笔在地上画小人——头下面直接连着两条腿，胳膊从头上长出来，像一只快乐的青蛙。她画了一排又一排，走廊的水泥地上全是她的青蛙小人，刘姨每次经过都要绕开走，“莫踩到耀祖的画”。但今天她没有画。她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巷口的方向。
光宗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两碗稀饭。她把一碗递给耀祖，耀祖接过来，没喝。
“怎么了？”
“有人要来。”
光宗顺着她的目光往巷口看了一眼。巷口没什么人，只有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骑着三轮车经过，车上的废纸箱摞得老高，在晨风里晃晃悠悠的。
“谁要来？”
耀祖说不清楚。她只是觉得心里慌慌的，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上，不重，但闷闷的，像要下雨之前那种闷。空气还是那个空气，但她吸进去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味道不对——不是臭味，是陌生的味道。
李秀兰在屋里收拾碗筷，听到耀祖的话，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她走到门口，看了一眼耀祖——女儿坐在小凳子上，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不像平时那样晃着腿哼歌。
她没有问是谁。她知道耀祖的感觉一向很准。小红系鞋带那天，耀祖就觉得她是个好人；陈嫂给糖那天，耀祖就觉得嘴里发苦，事后都应验了。
她放下筷子，转身回了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本牛皮纸封面的账本。她把账本放在桌上，正对着门口。
下午两点，计生办的人来了。
两个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夹着黑色公文包。他们站在筒子楼门口往里张望，其中一个拿出纸条对了对门牌号，然后问走廊上择菜的刘姨：“许建国家的在不在？”
筒子楼的走廊上瞬间安静了。刘姨择菜的手停在半空中，一根豇豆从她手里滑下来掉在地上，她没捡。楼上晾衣服的把床单晾了一半忘了拉拉链，水珠顺着床单往下滴，滴在楼下晾的棉被上，棉被的主人也没注意到。有人从窗户里探出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计生办上门意味着一件事：有人举报超生。
李秀兰从屋里走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我就是。”
两个干部对视了一眼。大概没想到她会这么平静。他们进了屋，李秀兰给他们倒了水——不是茶叶，就是白开水。
那个年轻点的干部接过杯子，杯口缺了一小块瓷，他转了一下杯沿，从另一侧喝的。李秀兰认出了那个杯子——是家里缺了口的那只，平时没人用，她把它洗干净放在桌上应急。她想起上次用这个杯子的人是大姑许招娣，端着它坐在角落里，水没喝一口，眼泪掉了下来。
“有人举报你超生。”年长的干部翻开公文包，拿出一张表格，语气公事公办，“说你家有三个孩子，超了一个。还说你做了结扎手术是假的——‘假结扎，真超生’。”
李秀兰没有慌张。她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拿出两样东西。一样是结扎手术的证明，盖着厂卫生院的红章，日期是两年前。另一样是账本。
她把账本放在桌上，翻到第一页。“1980年霜降，鸡蛋八毛。两个女娃，健康。”然后她继续往后翻，每一笔支出都清清楚楚——光宗的学费、耀祖的铅笔、两个孩子的布鞋、冬天的棉袄、夏天的凉鞋。许建国的工资。买菜的钱。借出去的账。还回来的账。
她没有解释。她只是把账本摊在桌上，让那两个干部自己看。
他们翻了几页，又翻了几页。账本上的字不好看，但每一个数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个筒子楼里的妇女，把一家人的账记了这么多年——不是记一天两天，是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每一笔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