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霜降那天，许家生了一对双胞胎。
奶奶说，送走。
江汉关的钟声敲了六下。天还没亮透，汉口的冬天来得早，江风刮在脸上像刀子。筒子楼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有人端着搪瓷缸蹲在门口刷牙，白色的泡沫滴在水泥地上；有人生了炉子，青烟顺着走廊往两头窜。空气里混杂着煤烟味、牙膏味和谁家厨房里飘出来的剩菜味。
刘姨从人群中挤过来，手里端着一吊子藕汤。汤是半夜就煨上的，煨到现在，藕都化了，汤是奶白色的。她一边走一边骂：“让一哈让一哈，莫把汤泼了。这冷的天，造业哟！”
她走到最里头那间的门口，用胳膊肘推开门。
屋里比外面还冷，秀兰躺在床上，身边放着两个襁褓。她脸色白得像墙皮，嘴唇干裂，头发被汗浸透了一绺一绺贴在额头上。从半夜发动到现在，她已经折腾了四五个钟头。接生的是厂里的卫生员，来了又走了。走的时候说了句“母女平安”，语气里带着点说不清的东西——大概是知道许家想要男娃。
许建国的娘王翠花坐在床沿上。
她坐的位置很讲究——背对着床，面朝着窗户。从李秀兰的角度看过去，只能看到婆婆的侧脸和窗外的天。天是灰蒙蒙的，跟婆婆的脸色差不多。
屋里很安静。两个女娃倒是乖，生下来哭了几声就睡了。安静的产房反而让李秀兰心里发慌——她听到走廊上有人在问“生了吗？男娃女娃？”然后有人压低了声音说“两个都是女娃”，接着就是意味深长的沉默。
那种沉默比骂人还难受。
王翠花终于开口了。她没回头，依然看着窗外，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送走。”
李秀兰的手指猛地攥紧了被角。
“送走一个也行。留一个。两个丫头片子，养不起。趁早送走，还能找个好人家。”王翠花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我已经托人打听了，江对岸有户人家，夫妻俩都是教书的，家里没孩子——”
“妈。”
许建国站在门口。他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袋红糖——那是他跑了两条街才买到的。李秀兰没有娘家人，丈母娘早就不在了，这袋红糖是他这个做丈夫的能想到的全部。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往床边走了半步，又停住了。王翠花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不重，但许建国退了回去。
李秀兰看着自己的丈夫，看了很久。
他没有看她。
她没有哭。她妈走得早，教不了她怎么当妈，但教过她一件事——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不要哭。哭了，别人就知道你在哪里疼。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沉重而稳定。那种脚步踩在水泥地上，每一步都一样长，像钟摆，又像军队行进。王翠花听到这个声音，脊背不自觉地直了一下。
许保国推门进来了。
他刚下夜班，身上还穿着厂服。厂服是深蓝色的，袖口和领口磨得发白，胸口印着“江城机械厂”的字样。左胸口袋上方别着一枚党徽——红底金边，戴了多年，表面已经有了细密的划痕，但擦得锃亮。肩膀上沾着机油的痕迹，指甲缝里也是黑的——那是老钳工的手，洗了多少年也洗不干净。
他没看王翠花，也没看许建国。他径直走到床边，低头看了看那两个襁褓，然后他把两个孩子抱了起来。
一手一个。他抱孩子的姿势很熟练——儿子许建国小时候就是他抱大的，孙子龙飞也是他抱大的。他的手很大，掌心全是老茧，但托着两个女娃的动作轻得像托着两片叶子。
他抱着孩子走到窗前。
窗外，长江在晨雾里若隐若现。远处的江面上有轮渡缓缓驶过，汽笛声穿过雾气传过来，悠长悠长的。江汉关的钟声正好敲了第七下——沉沉的，像锤子敲在铁砧上，震得窗户微微发颤。
许保国低头看着怀里的两个女娃。
左边那个醒着。眼睛不大，但眼珠乌溜溜的，像两颗黑石子。她不哭不闹，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看。那双眼睛里没有什么婴儿的天真，反而有一种让人说不清的沉静——好像她什么都懂，只是不想说。
右边那个眯着眼，嘴角微微弯着，像是在笑。她的小手从襁褓里伸出来，在空中轻轻晃了一下，像是在跟谁打招呼。
许保国看着她们，站了很久。
王翠花站起来：“老许，你——”
许保国没理她。他空出一只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
那是一支老式的英雄钢笔，笔帽上刻着“抗美援朝纪念”的字样，漆已经磨掉了大半。他用牙咬掉笔帽，把两个孩子放在桌上，扯过两张出生证。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地响。
他写得慢。四个字，一笔一划，横平竖直。他的手刚才一直很稳，此刻却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年纪大，是因为用了力。
许光宗。
许耀祖。
王翠花凑过来看，脸色变了。“你疯了？”
她的声音突然尖了起来，“这是女娃！你给女娃取这种名字？老许，你是不是——”
“就叫这个名字。”
许保国把笔帽盖上，钢笔收回口袋。他看着怀里两个孙女，一字一顿地说：“不服周。”
王翠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许保国一个眼神堵了回去。她太熟悉这个眼神了——那是他在战场上用过的眼神，意思是“到此为止”。她嫁给他三十多年，这个眼神一出来，她就知道再多说一个字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