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州转得久了，周大福看到了一家卖洋布的商铺，他装作买家上前问道：“掌柜，您家怎么都是洋布？他们天南海北地运过来，光运费就得不少吧？”
“人家运费是不少。”掌柜现在不忙，倒也愿意解释，“可咱们从淞江口运一匹布到江州，要交七道厘金。洋布只交一道子口税，这是条约里定死的。算下来人家成本比咱们本土布还低，价钱更便宜，谁不买？”
“那咱们布行还好做吗？”
“好做什么，不少都倒闭了。就算有关系不交厘金的也不好做。听说南边有人建了大织布作坊，结果洋人仗着工厂大，亏价卖，把人家挤兑得破产了，后面他一家独大再涨价，赚得盆满钵满。”
周大福突然开始真正懂得了经济侵略的含义：人家用洋货占咱们的市面，用技术卡咱们的脖子，用特权骑咱们头上。朝廷打不过人家，就只能签条约、让主权，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
周大福还想去看看江州的教堂，可门口的神州教民斜着眼打量他的长衫，一句“非教友莫入”就堵了回来；在街上问百姓，人家要么摇头快走，要么压低声音说“莫谈教堂，惹不起”。
直到后面周大福换了短打扮，装作进城赶集的乡下青年，说自己也想信教，这才得以进去。
周大福最先接触的是旁边的教会小学。十几个半大孩子穿着洋式小制服，脑后的辫子要么剪了，要么盘起来藏在帽子里，排着队走进校门。上课铃响过后，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只是读的不是四书五经，是洋文的赞美诗。
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在院子里玩。一个金发女传教士站在台阶上，指着院外一个偷偷啃红薯的孩子，用生硬的神州话大声说：“这种肮脏的食物，是野蛮人才吃的。文明人要吃面包，喝牛奶。”
院外孩子听到了嘲讽后，低下了头，慢慢把红薯藏到了身后。另一个传教士笑着接话：“等你们信了上帝，慢慢就会摆脱愚昧。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你们从黑暗里拉出来。”
周大福握着的拳头紧了紧。他听杨先生讲过，洋人把世界分成三等：西洲、新洲是“文明国”，神州是“半开化国”，非洲土着是“野蛮人”。在他们眼里，来神州传教不是侵略，是“教化”，是施舍文明。
他们看不起的不只是某一个人，是整个文明。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宗教、习俗，天然就高人一等；而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全是愚昧、落后、该被淘汰的。
待了没几天，遇上一个富家子弟过来给教堂捐献田产。周大福特意找到人搭话：“王哥，他怎么给教堂捐这么多田产？”
王哥得意地看了他一眼：“你这新来的不知道。那是李家老二，入了教后跟他哥争家产，传教士出面给县衙递了帖子。县太爷哪敢得罪洋大人？二话不说就把地判给了李老二。他哥不服，还去衙门闹，结果被打了二十板子，说他‘滋事扰教’。”
周大福沉默着回去，把这事儿说给一个在江州认识的朋友听，问：“就没有人管管吗？”
“管？谁管？”对方冷笑一声，“人家有治外法权，传教士犯了事，咱们官府管不着。教民犯了事，传教士一句话，官府就得放人。现在街上的地痞无赖，但凡有点胆子的，都去入教。入了教，就等于多了个洋靠山，欺负人、抢东西，官府都不敢管。”
他又指了指教堂方向，“这地方，说是教堂，其实就是个小衙门。人家洋人一句话，比县太爷下的令还好使。”
周大福还跟着教民一起做了一次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