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轩心里一热，郑重地点了点头：“谢谢老师。我回去就改。”
黄教授摆了摆手，又从茶几下面抽出一份文件递给他。
王景轩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博士研究生招录登记表，上面已经盖了好几个红章，院系推荐、导师意见、研究生院初审，每一项都填得工工整整。
“博士的事，手续我已经帮你办得差不多了。”
黄教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研究方向定的是‘比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转型国际比较?’，侧重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的关系。这个方向既能发挥你经济学的底子，又能把我这边的政治学框架补上。录取通知书估计六月份就能下来，秋季入学，九月份正式上课。”
王景轩双手接过那张表格，目光在“比较政治经济学”那几个铅字上停了好一会儿。
这个方向，确实是他想要的方向。
他自己在基层干了四年多，最深的体会就是经济转型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修一座桥涉及征地拆迁、资金筹措、利益分配，哪一样都离不开政府治理的能力；建一个开发区涉及招商引资、劳资关系、公共服务，哪一样都离不开党组织在其中协调和引领的作用。
这些体会零零碎碎地堆在心里，一直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把它们串起来。
现在黄教授帮他把这个框架搭起来了。
“老师，”他站起来郑重地鞠了一躬，“这几年让您费心了。”
黄教授靠在藤椅上，他看着面前这个年轻人，目光里有欣慰，也有期许。
“不必客气。以后读博期间，你校史研究室那边的工作也不能丢。夏主任那个人虽然看着懒散，但心里有数，你跟着他能学到不少东西。工作上、学习上，都要兼顾好。”
王景轩点头称是。
五月的风从院子里吹过来，带着枇杷叶淡淡的清香和远处飘来的栀子花香。
接下来几天，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逐字逐句地修改论文。
黄教授在稿纸边上用红笔写的批注，每一个字他都仔细琢磨过。
改完以后又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确认没有遗漏，才把修改稿重新装进档案袋里，再次送到黄教授家。
这一回黄教授看完以后没有再挑毛病，只是点了点头，把稿子收进了自己的公文包里。
几天后，黄教授把王景轩叫到家里，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修改稿和一个信封。
稿子上又多了几处用铅笔写的旁批，都是关于措辞的微调。信封是牛皮纸的，封口处盖着《理论》编辑部的红章。
“文章我已经寄给《理论》编辑部了。主编是我以前在社科院的熟人，他说这篇文章有分量，可以发在下一期的‘理论与政策’栏目。他还说，如果后续反响好的话，可以考虑呈送内参。”
黄教授把信封放在茶几上，靠着藤椅，语气平淡却字字分量十足，“内参的分量，你应该知道。那上面的文章，是给高层决策做参考的。”
王景轩接过信封，手指在牛皮纸的封面上轻轻摩挲了一下。
他知道“内参”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上辈子他在商场上打拼的时候，听人说过，有些政策出台之前，相关部门会通过内参向上面报送一些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
能上内参的文章，不光要有理论深度，还要有实践价值，更要有政策敏感度。
他站起来郑重地道了声谢，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现在这些来自基层第一线的经验，正在通过他写的文章，一层一层地往上走，走到政策制定的参考层面去。
这比他个人升迁的意义要大得多，这是让底层的声音被上面听见，让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