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棚城回来以后的日子，像一杯沉淀了泥沙的水，重新恢复了清澈和平静。
王景轩每天的生活轨迹简单而固定。
早上七点起床，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买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吃完以后骑着摩托车去文远楼。
上午的时间他全部用来写那篇论文，前前后后磨了将近一个月，初稿终于有了个大概模样。
下午处理校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翻档案、编年鉴、接待偶尔来访的校友和学者。
晚上回到家继续啃黄教授给他的那几本书，偶尔王景芳和苏春妮过来蹭饭，他就多做两个菜。
四月中旬，王景轩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母亲张桂芳在电话里絮絮叨叨说了半天，说建国回来的时候瘦得不成样子，大伯母抱着儿子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就杀了一只老母鸡炖汤给他补身子。
又说那个叫童仁的工友在厂里干得挺好，人虽然胖但手脚麻利，搬货装车比谁都快，工友们都喜欢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胖铜人”。
“你大伯说等你暑假回来一定要来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
王景轩握着话筒笑了笑，说暑假一定回去。
五月一到，魔都的天气就热了起来。
校园里的梧桐树已经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绿荫把整条梧桐大道笼在一片清凉里。
文远楼前的银杏树也长满了嫩绿的叶子，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五月四日，青年节，学校放了半天假。
王景轩没有休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论文从头到尾又修改了一遍。
这篇文章他写了将近一个月，从理论框架到案例分析，从政策建议到实践反思，每一个章节都反复打磨。
金岛四年多的实践经验，修桥、建开发区、招商引资、处理干群矛盾、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都被他用政治学的语言重新提炼了一遍，一条一条对得严丝合缝。
黄教授推荐的书里的核心观点，也都恰到好处地融进了论述里，既不生搬硬套也不喧宾夺主。
改完最后一个字，他把厚厚一沓稿纸摞整齐，装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骑上摩托车去了黄教授家。
五月的枇杷树已经结满了青色的果子，一串一串藏在肥大的叶子中间，再过个把月就该黄了。
黄教授还是坐在那张藤椅上，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本学生交上来的论文，他正拿着红笔在上面批注。
黄教授接过档案袋，从里面抽出那沓稿纸，一页一页地翻看。
他看得很慢，偶尔用红笔在某个段落旁边写几个字，偶尔停下来想一想，翻到某一页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翻到下一页的时候又慢慢舒展开来。王
景轩坐在旁边的石凳上，也不催，只是安安静静地等着。
过了很久，黄教授看完了最后一页。
他把稿纸放回档案袋里，摘下老花镜，靠在藤椅上闭着眼睛沉默了片刻，然后睁开眼，看着王景轩，目光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郑重。
“这篇文章，比我预期写得好。”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有分量，“理论框架扎实，案例分析有血有肉，政策建议也有可操作性。尤其是关于基层党建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型升级那一段，你把金岛开发区党组织协调劳资关系的几个案例写得很生动，这在同类文章里很少见。还有关于征地拆迁中基层党组织如何化解矛盾的分析，也是实打实的第一手经验。”
他顿了顿，把档案袋放在茶几上，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敲：“有几处措辞还需要再斟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那段论述，观点没问题，但表述要更稳妥一些，不能给人留把柄。回去改一改，改完以后我帮你推荐到《理论》去。这本刊物是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联合主办的，级别不低，你的文章够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