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自己,搬了一张凳子,坐过去的。
来登记下过药的,冼老板登记完,就叫他们去阿坤那张桌子。
阿坤一个一个,讲。
“塘放干,要放七天,水放干了,底下的泥,是黑的,臭的。”
“黑泥,要挖到见黄土。”
“我家那三个塘,一个塘,挖了一尺半。”
“挖出来的泥,不能堆在塘边上,一下雨,又冲回塘里。”
“要拉走,拉到山脚底下,晒。”
“晒一个冬天,晒到发白。”
“新泥,要从山上拉,不能从河边拉,河边的泥,也有药。”
他讲一遍,再来一家,他再讲一遍。
讲到天黑,嗓子哑了。
王老头排在最后头。
他走到阿坤那张桌子跟前,没坐,站着,听阿坤讲完。
他讲:“阿坤,挖泥的时候,你来我家塘边上,看一眼。”
阿坤讲:“王伯,我来帮你挖。”
天黑了,冼老板把本子合上,数了一遍。
福清,长乐,一天,来登记的,两百一十二家。
没下过药的,一百三十一家。
下过药的,八十一家。
冼老板讲:“陈总,下过药的八十一家,一年不养的塘,有两千六百亩。”
“一亩一千二,一年,三百一十二万。”
陈屿讲:“借。”
夜里,院子里的人,都走了。
陈老场主拄着拐棍,跟陈屿,站在塘埂上。
八个塘里,增氧机,还在哗哗地转。
那三个空塘,塘底的黄泥,在月亮底下,是白的。
陈老场主讲:“陈生,八七年,你来福清收鳗苗。”
“日本人的商社,也来收,压价,压到一半。”
“你讲,照日本人原来的价,一分不压。”
“你还讲了一句,塘里,一粒药不许下。”
“我那时候想,这个后生,钱多。”
“后来,九八年,鱼粉断货,福清的鳗鱼饿死一半,我家的,没饿死,是闽海的饲料。”
“去年,阿坤下了药,我拿拐棍,要打他。”
他停了一下。
“今天,王老头讲,他去年也看我笑话。”
“陈生,我跟闽海做了十五年鳗鱼,没亏过一年。”
陈屿讲:“陈伯,是您家十四年,没下药。”
“闽海的规矩,是写在板子上的。”
“一年一年守住的,是您。”
陈老场主没讲话,拿拐棍,在塘埂上,敲了两下。
五月二十号,后头王家村。
王老头家,五个塘,放干了三个。
塘底的黑泥,臭得人站不住。
阿坤穿着齐腿的胶靴,下到塘底,一锹一锹,往上甩。
王老头的儿子,三十几岁,就是去年把鳗鱼卖给日本商社的那个,也下去了,跟阿坤,一人一边。
王老头七十几了,下不去,站在塘埂上,拿一个竹筐,把甩上来的泥,往拖拉机上装。
装一筐,喘一口气。
挖到第三天,塘底,见了黄土。
王老头的儿子,从塘底爬上来,满身黑泥,一屁股坐在塘埂上。
他讲:“阿坤哥,神户查出来的,有我家的鳗鱼。”
阿坤讲:“我晓得。”
王老头的儿子讲:“去年日本商社的人,蹲在我塘边上,讲要快,要多,药,他们不管。”
“今年,他们拿着瓶子,来查。”
阿坤讲:“去年,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讲的。”
两个人,坐在塘埂上,满身黑泥,谁也没再讲话。
六月十四号,三沙,闽海化验室。
一百三十一家没下过药的场子,头一回抽的水,抽的鱼,化验单,出来了。
一百二十六家,干净。
五家,查出来了。
五家里头,有三家,塘里没下药,是隔壁塘下的药,水从一条沟里过来,渗过来的。
冼老板拿着单子,去那五家,一家一家讲。
一家,都没吵。
六月十五号,早上六点。
福清,陈家坑村口。
十二辆闽海的活鱼车,排成一排。
车上,是一百二十六家场子,化验干净的鳗鱼,头一车。
车开往盐屿,开往烤鳗厂。
烤鳗厂里,阿林已经把剖鳗的案子,擦干净了。
冼老板站在村口,拿着单子,一辆车一辆车,对。
每一车鳗鱼,哪一家场子,哪一个塘,哪一天抽的水,化验单的号,写在一张纸上,贴在车门上。
陈老场主拄着拐棍,站在村口,看着车一辆一辆开出去。
头一辆车上,是他家的鳗鱼。
一号塘的。
他家十一个塘,一号塘,是十五年前,头一个挖的塘。
那一年,闽海来福清收鳗苗,陈屿二十二岁。
车开出村口,拐上大路,看不见了。
陈老场主还站着。
阿坤从王家村回来,满身黄泥,走到他爸旁边,站住。
陈老场主讲:“王家的塘,挖完了?”
阿坤讲:“挖完了,见黄土了。”
陈老场主点点头,把拐棍,递给阿坤,讲:“扶我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