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二月十号,腊月二十九。
今年腊月大,有三十,二十九,还不是除夕。
盐屿,村部,二楼。
角落里,那张木头椅子,扶手上,磨出两块亮。
孟会计坐在上头。
他坐这张椅子,坐了一年了。
头一个月,他坐下去,椅子嘎吱响一声,他就站起来一回。
后来,不站了。
桌上,是一沓一沓的纸,是二〇〇一年的账。
孟会计算了三天三夜。
往年,算完了,是拿去给老周看。
老周坐在这张椅子上,戴着老花镜,拿红笔,一行一行打勾。
今年,孟会计算完了,戴着老花镜,拿红笔,自己一行一行打勾。
打完最后一行,他把笔放下,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早上九点,陈屿和林雁上楼了。
孟会计站起来,讲:“陈总,算完了。”
陈屿讲:“大概多少?”
孟会计讲:“大概,一百二十一亿。”
林雁站在旁边,没讲话。
去年,这个数,是一百零三亿六千万。
孟会计把那沓纸,递给林雁。
“正月初八,你念。”
林雁接过来,没翻开。
她从包里,拿出另一个本子。
是一本新的,硬皮的,黑色的封面。
封面上,一个字没写。
林雁讲:“周叔讲,往后,记人。”
“这一年,我记了。”
她翻开。
头一页,是一月。
「一月,周长发,去三沙冷库,搬鱼筐。」
第二页,是三月。
「三月,智利,奇洛埃岛,卡门三文鱼,工人一百八十几个,一个没走。领头的,罗德里戈。」
「三月,智利,拿铲子捞死鱼的老工人,没问名字。」
后头,一页一页。
「五月,上海,淮海路,卖三文鱼的四个年轻人。」
「九月,千叶那头牛以后,闽海日本,四十几个人,一个月没休息。」
「十一月,舟山,沈家门,洪阿根。邱海龙,在冷库门口,排在最后头。」
「十一月,青岛,崔永植。六百个女工。头一个念到的,王秀芹。」
「十二月,青岛,平度来的四百一十个。王秀芹她妈,在食堂烧饭。」
「十二月,三沙挑刺间,后港阿凤。她儿子十九岁,读完船员学校,要上远洋船。」
「十二月,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穆萨。他表哥。七个找章鱼的老渔民。」
「十二月,东京,世田谷,鱼柜台的田村,不是闽海的人。记上。」
「十二月,大阪,陈小雨,贴了一个礼拜照片。」
孟会计站在旁边,看着那本黑皮本子,看着看着,把老花镜摘下来了。
他讲:“林雁,我算账算了三天三夜,算的是一百二十一亿。”
“你这一本,记的是啥?”
林雁讲:“闽海,去年,是十九万个人。”
“今年,二十一万三千个人。”
“多出来的两万三千个,名字,我记不全。”
“我记的,是我晓得的。”
陈屿接过那本黑皮本子,一页一页,翻完。
他讲:“周叔要是在,他会讲,字比我的好看。”
林雁笑了一下,眼睛红了。
中午,陈屿去老周家。
老周家的门口,今年,春联是周长发贴的。
周长发四十几岁了,在三沙冷库,搬了一年鱼筐,胳膊粗了一圈。
他贴得很正。
屋里,老周那张床,还在。
床边上那张小桌子,还在。
小桌子上,放着那本八三年的账本,蓝布面,边上,磨毛了。
陈屿坐在床边上,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是五行字,是一年一行。
九六年,九七年,九八年,九九年,两千年。
还有去年腊月二十九,他在老周床边写的一句。
「二〇〇一年,腊月二十九,周叔讲,十九万个人,往后,记人。」
这句话底下,空着。
陈屿拿出笔,坐在那儿,半天,写不下去。
林雁坐在他旁边,讲:“你写那个数?”
陈屿讲:“周叔讲,别写数。”
林雁把那本黑皮本子,递给他,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林雁昨天夜里记的。
「今年,闽海,二十一万三千个人。新来的,有山东平度的,有福建后港的,有浙江沈家门的,有智利奇洛埃岛的,有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的。」
陈屿看完,拿起笔,在八三年那本账本上,写了一行。
「二〇〇二年,腊月二十九,周叔,今年闽海,二十一万三千个人,新来的两万三千个,林雁记了一本。」
写完,他把笔帽盖上。
字,还是难看。
周长发站在门口,探头看了一眼,讲:“叔要是看见,要讲你字没长进。”
屋里,三个人,都笑了。
下午三点,郑水生家。
郑水生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补网。
六十八岁了,眼睛花了,补网,要戴老花镜。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按着铃,停在他家门口。
“郑水生,国外来的,包裹。”
包裹不大,牛皮纸包着,上头贴着一排外国邮票,邮票上,是骆驼,是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