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六号,山东,青岛,城阳。
城阳在青岛的北边,挨着胶州湾,一片一片的平地上,一栋一栋的厂房,灰色的,白色的,蓝色的铁皮顶。
厂房门口的牌子,一半,是中文,一半,是韩文。
九二年,中国跟韩国建交。
九三年起,韩国人,一个一个,来青岛开厂。
做鞋的,做衣服的,做首饰的,做鱼的。
青岛离韩国近,坐船,一夜,就到仁川。
韩国人讲,青岛人,讲话,跟韩国人一样,嗓门大,喝酒,跟韩国人一样,一喝一箱。
城阳,一条街,叫水产街,街两边,二十几家厂,一大半,是做鱼的。
韩国人的,日本人的,青岛本地人的。
做的,是一样的活。
俄国的狭鳕,冻成整条,从海参崴,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船,两天两夜,到青岛。
化冻,去头,去皮,去骨,切片,挑刺,压成块,冻好。
装船。
卖到美国,卖到欧洲,卖到日本,卖到韩国。
一条俄国的鱼,在青岛,转一圈,出去,是一块美国小孩吃的鱼条,是一块德国超市里卖的鱼排。
伊万诺夫站在水产街的街口,看着那一排一排的厂房,讲俄国话,金老师在旁边翻。
伊万诺夫讲:“远东的狭鳕,一年,三成,在青岛,这条街上,切的。”
伊万诺夫讲:“切完了,卖到美国去,价钱,是远东卖给青岛的,两倍半。”
陈屿站在他旁边,讲:“伊万诺夫,往后,远东的狭鳕,拉到青岛,切的,是闽海自己的厂。”
伊万诺夫扭头看他。
陈屿讲:“两倍半,是闽海自己的。”
水产街,最里头,一家厂。
厂门口的牌子,是韩文,底下,一行中文:韩星水产(青岛)有限公司。
牌子上的漆,掉了一半。
厂门口,站着一个人,六十岁,瘦,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西装是旧的,领带是新的。
他叫崔永植,韩国釜山人,韩星水产的社长。
九四年,他来青岛,开的这个厂,一千二百个工人,一年,切三万吨狭鳕。
九七年十二月,韩国的钱,垮了。
韩星水产在釜山的总公司,跟银行借的钱,还不上,银行,收了釜山的冷库,收了釜山的厂。
青岛这个厂,银行没收,是因为,银行派人来看了,讲,这个厂,不值钱。
崔永植留在青岛,一个人,撑着这个厂,撑了四年。
四年,一千二百个工人,剩了六百。
一年,三万吨,剩了一万吨。
崔永植站在厂门口,看见陈屿,看见伊万诺夫,看见跟在后头的朴永哲。
他一下子,愣住了。
朴永哲是从釜山飞过来的。
他是陈屿叫来的。
陈屿讲,青岛城阳,有一个韩国人,要卖厂,你认识。
朴永哲讲,崔永植,他认识。
八几年,崔永植在釜山,开一家小冷库,朴永哲在高雄修船回来,穷,第一回,往釜山拉鱼,没地方放,是崔永植,让他放在自己冷库里,放了三个月,一分钱没收。
九七年十二月,韩一远洋垮了,崔永植的韩星水产,也垮了。
两个人,在釜山的一家烤肉馆子里,喝了一夜的烧酒,喝完了,一个去了闽海的一号船上当船长,一个回了青岛。
崔永植站在厂门口,看着朴永哲。
朴永哲穿着那件深蓝色的船长制服,袖子,改短了。
崔永植讲韩国话:“永哲,你,当船长了?”
朴永哲讲:“当船长了。”
“四年了。”
崔永植站在那儿,看着他,看了半天,笑了,笑着笑着,拿手,擦了一下眼睛。
厂里头。
化冻间,切片间,挑刺间,速冻间。
机器,是九四年从韩国运来的,旧了,有两台,停着,上头盖着塑料布,是坏了,没钱修。
挑刺间里,六百个女工,坐在一排一排长桌子边上,拿指头肚,按刺。
没有灯箱。
崔永植讲:“一个人,一天,挑八十斤。”
陈屿站在挑刺间门口,看着那六百个女工。
她们是山东人,是青岛乡下的,是即墨的,是胶州的,是平度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戴着白色的帽子,手,冻得通红。
挑刺间里,没暖气,暖气,四年前就停了。
十一月底的青岛,外头,已经零度了。
陈屿讲:“崔社长,暖气,为啥停了?”
崔永植讲:“没钱。”
陈屿没讲话。
他走进挑刺间,走到一张桌子跟前,看一个女工挑刺。
那个女工,二十来岁,圆脸,手上,长着冻疮,一个一个,红的,肿的,拿镊子的时候,手指头,伸不直。
她看见一个人站在旁边看她,脸红了,手上,更慢了。
陈屿讲:“你叫啥名字?”
女工讲,山东话:“王秀芹。”
“哪里人?”
“平度的。”
“来多久了?”
“三年。”
陈屿讲:“一个月,多少钱?”
王秀芹讲:“四百。”
她讲完,扭头,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崔永植,又低下头,讲:“有时候,拖两个月,才发。”
崔永植站在门口,脸,一下子,红透了。
那天下午,韩星水产,二楼,崔永植的办公室。
办公室很小,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九四年,这个厂开工那天,一千二百个工人,站在厂门口,拍的。
崔永植坐在办公桌后头,面前,摆着一沓报表。
他讲韩国话,朴永哲翻中国话,翻得磕磕巴巴,是他这四年,在闽海的船上学的。
“韩星水产,青岛,欠银行,四百一十万美元。”
“欠工人,工钱,两个月。”
“欠电费,欠水费,欠暖气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