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五号,浙江,舟山,普陀,沈家门。
沈家门,是中国最大的渔港。
港湾长长的,弯弯的,两边是山,山脚底下,是一排一排的楼,楼底下,是码头,码头边上,靠满了船。
一条挨一条。
钢壳的,木壳的,大的,小的。
几千条。
洪阿根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一港的船。
他六十三了,头发全白了,背驼了,还是站得笔直。
他十九岁,在沈家门,上的头一条船。
一九八七年冬天,他四十九岁,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四〇三的船长,跟着他师傅洪经理,带着四十三个人,离开沈家门,去了福建,去了盐屿。
十四年。
他一年回沈家门一趟,过年。
今年,十一月,他回来了,不是过年。
陆小川站在他旁边。
陆小川三十五了,是闽海南美船队的总船长,今年秋天,从阿根廷回来的。
一九八七年,七星门,他二十一岁,船翻了,在海里泡了半夜,是洪阿根,把他捞上来的。
他是普陀人,家就在沈家门后头的山上。
洪阿根讲:“小川,这一港的船,一半,是趴着的。”
陆小川讲:“洪伯,我看出来了。”
码头边上,那一排一排靠着的船,船上,没人。
船头,挂着的网,是干的,是卷着的,网上落着灰。
洪阿根讲:“去年六月一号,中国跟日本那个渔业协定,生效了。”
“东海中间,画了线。”
“线东边,日本那边的水,舟山的船,从前,冬天,一大半,是去那边打的。”
“现在,要日本人,发许可。”
洪阿根讲:“许可,看从前。”
陆小川讲:“洪伯,舟山的船,从前,记本子没有?”
洪阿根没回答。
九七年,盐屿,老周带着孟会计,带着两个厦大的学生,理了一年闽海十三年的账,一条船一条船,理出来,谁在哪片海打的。
九八年,老周去北京,定了全国的渔捞日志格子。
舟山的船,九八年以后,记的,有。
九八年以前,记的,没有。
洪阿根讲:“舟山的船,拿到日本许可的,不到三成。”
洪阿根讲:“剩下的,趴着。”
沈家门,港边上,最东头。
一座灰色的冷库,三层,墙上的漆,掉了一大半,墙上,还看得出从前刷的字,是红漆的,被雨水冲得发白了。
邱氏水产,冷库。
一九八八年,邱海龙,跟银行借了四百多万,买了三条冷藏运输船,盖了这座三千吨的冷库,要去阿根廷。
一九八九年,银根紧缩,银行连环封,十一月,邱海龙跑了,跑去了香港,还是台湾,没人知道。
欠了七星门那十四个普陀后生,一年的工钱。
那一年,是洪阿根的师傅,洪经理,拿别人的名义,在定海法院,把这三条船,这座冷库,拍下来的。
钱,是闽海出的。
十二年,这座冷库,是闽海在舟山的,一年,存一点,远东的狭鳕,拉到舟山,卖给上海,卖给宁波。
冷库门口,站着一个老头。
七十几岁,瘦,拄着一根拐棍,穿着一件旧的蓝色中山装。
洪经理。
七十六了。
洪阿根走过去,站在他跟前,讲舟山话:“师傅。”
洪经理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拿拐棍,敲了一下他的腿。
“驼了。”
洪阿根讲:“师傅,您也驼了。”
洪经理讲:“我驼,是七十六。你驼,是六十三。”
洪经理讲:“你在福建,吃得不好。”
洪阿根讲:“师傅,福建人,吃饭,放糖。”
洪经理笑了,笑得没牙的嘴,一张一合。
陆小川站在旁边,也笑了。
那天下午,陈屿到了沈家门。
他是从盐屿开车来的,开了十个钟头。
跟他一块来的,是孟会计,程立。
程立是从宁德守中船厂来的,带着一卷图纸。
几个人,站在那座灰色的老冷库门口。
程立把图纸,铺在冷库门口的一张水泥台子上,拿几块砖头,压着四个角。
图纸上,画的,是这一片港边上的地,一共,三百一十亩。
老冷库,在图纸的最边上,是一个小方块。
小方块旁边,是一排一排的长方块。
程立讲:“洪伯,这是冷库,新的,五座,一座两万吨。”
“这是加工厂,八栋,一栋一百二十米长,比三沙的,还长二十米。”
程立讲:“这是码头,能靠五千吨的冷藏货轮,一回,靠四条。”
“这是船员学校,舟山分校。”
洪经理拄着拐棍,站在图纸跟前,眯着眼睛,看了半天。
他扭头,问陈屿:“陈屿,这一片地,是咋回事?”
陈屿讲:“洪伯,这一片地,是舟山市政府,上个月,批给闽海的。”
“闽海,在舟山,盖一个加工基地。”
“远东的狭鳕,堪察加的鲑鱼,南极的虾,阿根廷的鱿鱼,拉到舟山来。”
“化冻,去皮,去骨,切片,挑刺,冻好,装箱。”
“卖到欧洲,卖到美国,卖到日本。”
洪经理讲:“要多少人?”
陈屿讲:“明年,一万。”
“后年,三万。”
洪经理拄着拐棍,站在那儿,没讲话。
他扭过头,看着港里那一片趴着的船。
他讲:“陈屿,舟山的船,趴着的,一千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