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号,夜里,官井洋口。
剥皮鱼号下了锚,关了机器。
驾驶台里,站着两个人。
汤小雨,二十六岁,剥皮鱼号的船老大,第三个冬至。
郑水生,六十五岁。
郑水生今年,要上船。
汤小雨讲,郑伯,你在家里守电台,守了两年了。
郑水生讲,今年,不守电台。
他讲,今年,是一九九九年,明年,是两千年。
他讲,他一九五一年十七岁,头一回,在这片水里,听见大鮸叫。
他讲,下一个千年,他不一定活得到。
他讲,这个千年最后一个冬至,他要站在船上,听。
汤小雨没拦他。
郑水生坐在驾驶台的高凳子上。
那张高凳子,汤小雨当船老大两年,一回没坐过。
她讲,那是郑伯的凳子。
汤小雨没趴在地板上。
这两年,她不用趴了。
她站在驾驶台门口,门开着一条缝,冷风从缝里灌进来,她站着,听。
夜里一点。
一点半。
两点。
两点十几。
汤小雨站在门口,没动,扭过头,看郑水生。
郑水生坐在高凳子上,也没动,看着她。
两个人,都听见了。
咕。
咕咕。
四面八方。
汤小雨讲:“郑伯,比去年,远一点。”
郑水生讲:“嗯。”
汤小雨讲:“往东边挪了。”
郑水生讲:“是往深处挪了。”
郑水生讲:“大的,往深处。”
汤小雨去叫电台。
电台里,陈屿讲:“规矩,跟去年一样。”
汤小雨讲:“陈总,今年,比去年远,比去年深。”
电台那头,陈屿讲:“网,往下放二十米。”
陈屿说:“网眼,不变。”
冬至,十二月二十二号,三天,十八网。
一千九百六十条。
十二万一千斤。
最小的一条,三十二斤。
条数,一年比一年少。
斤数,一年比一年多。
最后一网起完,汤小雨在渔捞日志最后一行,签了名字。
郑水生站在船尾,看着底下的海。
底下,还在叫。
汤小雨走过来,站在他旁边。
郑水生讲:“丫头,四年。”
“九五年,两千八百一十三条。今年,一千九百六十条。”
“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大。”
郑水生讲:“再过十年,这一群里头,是一条一条,一百斤的。”
汤小雨讲:“郑伯,再过十年,你七十五。”
郑水生讲:“七十五,我还上船。”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午,荷兰,鹿特丹,范德梅尔冷库。
彼得坐在二楼他那间屋子里,屋子里,四台电脑,一台一台,屏幕亮着。
屋子外头,是冷库,是干仓,是汉堡的霍夫曼冷库,是加的斯的冷库,是闽海在欧洲的一十二座冷库,一座一座,拿电话线,连在他这四台电脑上。
这一年,全世界的报纸,天天在讲一件事。
电脑里的年份,是拿两个数字记的,九九,是一九九九。
到了两千年,电脑里,是零零。
电脑不认得零零,以为是一九零零。
银行的账,要乱。
飞机,要掉。
冷库的温度,是电脑管的,电脑一乱,冷冻机停了,库里的鱼,要化。
彼得从今年三月起,一座一座冷库地跑,一台一台电脑地改,改了九个月。
今天,是最后一天。
扬坐在他旁边,叼着那根没点的烟斗,一句话不讲,陪着他。
屋里的桌子上,除了四台电脑,还摆着一摞本子。
牛皮纸的,厚厚的,一本一座冷库。
本子上,是手写的。
每一座冷库,每一排架子,放的是哪一年哪一个月哪一条船的鱼,冷冻机的开关在哪里,电闸在哪里,停了电,找谁。
是彼得十一月,照着电脑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抄出来的。
是陈屿讲的。
十月,陈屿从八户回来,路过鹿特丹,在这间屋子里坐了一个钟头,讲,彼得,电脑改好了,本子,也要抄一份。
彼得讲,陈先生,电脑我改好了,不会出事。
陈屿讲,不会出事,也抄。
彼得问,为啥。
陈屿讲,盐屿有一个老头,管了闽海十六年的账。
他讲,电脑不认得两千年。
他的本子,认得。
同一个时候,盐屿,是十二月三十一号,夜里十二点。
大棚里,坐满了人。
锤子叔从县里借来了三台大电视,摆在大棚最前头,电视里,是北京,是天安门,是一群一群的人,在等。
郑水生坐在最前头,汤小雨坐在他旁边。
老汤,洪阿根,锤子叔,刀鱼,阿灿,阿林,孟会计。
中川坐在一张藤椅上,他旁边那张藤椅,空着。
那是田中的。
电视里,倒数。
十,九,八。
大棚里,七八千人,跟着电视,一块喊。
三,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