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号,秘鲁,钦博特。
早上七点,德福酒家的收音机里,渔业部的人讲话。
钱德福站在柜台后头,拿着一块抹布,擦柜台,擦到一半,停住了。
他听不懂西班牙话,五十年,只听得懂吃饭的那几句。
可是收音机里那个人讲的一句,他听懂了。
那个人讲了两遍。
Anchoveta。
鳀鱼。
钱德福把抹布扔在柜台上,推开馆子的门,跑到街上。
街上,一个一个门,推开了。
男人们从家里跑出来,站在街上,站在台阶上,互相喊。
钱德福站在德福酒家门口,看着街上的人,看着一个年轻渔民,二十几岁,光着膀子,从一栋没盖完的楼房里跑出来,跑到街中间,冲着天,吼了一嗓子。
钱德福扭头,冲着馆子里的厨房,喊了一句台山话。
“开火!”
同一个早上,维加鱼粉公司,一号厂。
锅炉房里,何塞站在三台绿色的锅炉跟前。
他身后,站着十几个工人,是去年十一月十二号铁链子拿走那天,胡安挨家挨户叫回来的,刷了四个多月的炉门,拔了烟囱砖缝里的草,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地拧。
何塞手里拿着一个火把,是拿破布缠在铁棍上,浸了柴油的。
他没点。
他在等一个人。
七点半,维加来了。
维加七十一了,今天没穿那件白衬衫。
他穿了一件蓝色的工作服,是一九七八年那根烟囱盖好那天,厂里发的,二十一年了,洗得发白,肩膀那块补过。
胡安跟在后头。
维加走进锅炉房,站在何塞跟前。
何塞把火把,递给他。
维加没接。
他讲:“何塞,五个月,是你守的。”
“你点。”
何塞站在那儿,拿着火把,手在抖。
胡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打着了,递过去。
何塞把火把,凑到打火机上。
呼的一声,火把着了。
何塞弯下腰,把火把,塞进头一台锅炉的炉膛里。
炉膛里,是早就码好的柴油喷嘴,火一碰,蓝色的火苗,轰的一下,窜起来,窜满了整个炉膛。
锅炉房里,一下子暖了。
第二台。
第三台。
三台锅炉,全着了。
压力表的指针,一点一点,往上走。
何塞站在锅炉跟前,看着那三根指针,眼睛是红的,也不知道是火烤的,还是别的。
维加从锅炉房里走出去了。
他走到厂房外头,站在那根最高的烟囱底下,仰着头看。
看了一阵,他扭头,冲着胡安讲:“今天夜里,船,出港。”
四月二十七号,夜里十点,钦博特港。
港里,那五百多条趴了十一个月的围网船,一条一条,发动机响了。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一片。
港边上,站满了人。
船员的老婆,孩子,老爸老妈,鱼粉厂的工人,卖烟卖水的小贩。
德福酒家,关了门,钱德福站在人群里,踮着脚看。
维加鱼粉公司的四十二条船,排在港里最里头。
胡安站在头一条船的船头。
他没开船,船是他手下一个老船长开的,他站在船头,拿着一个手电筒,冲着后头四十一条船,一条一条地照。
照一条,那条船,拉一声汽笛。
四十二声汽笛。
四十二条船,一条跟着一条,开出港口,开进黑漆漆的太平洋。
港外头,海上,一片灯。
秘鲁的,智利的,几百条船的灯,从北排到南,跟一座城一样。
四月二十八号,早上九点。
头一条船,回港了。
船吃水很深,船帮压得快挨着水面了,船尾那一堆黑色的网,湿漉漉的,网眼里挂着一粒一粒银光闪闪的小鱼。
船靠上码头,码头上那根粗粗的吸鱼管子,伸进船舱里。
吸鱼泵,响了。
轰隆隆,轰隆隆。
船舱里的鳀鱼,一片银光,被吸进管子里,顺着管子,一直吸进港边上维加鱼粉公司一号厂的厂房里。
胡安站在码头上,看着那根管子,管子是透明的一截,一截一截,全是银光。
十点,第二条。
十一点,第三条,第四条。
中午十二点,四十二条船,回来了三十一条。
一号厂里头,蒸煮锅,一口一口,满了。
锅底下,何塞烧了一夜的三台锅炉,蒸汽,顺着管子,嘶嘶地往锅里冲。
鳀鱼在锅里,煮熟了,捞出来,压掉水,压掉油,送进烘干机。
烘干机,是一条长长的铁筒子,底下烧着火,铁筒子转着,那一头,出来的,是粉。
黄褐色的,热乎乎的,冒着白气。
中午十二点半。
烟囱。
一号厂那根最高的烟囱,一九七八年盖的,二十一年。
烟囱口上,冒出来一缕烟。
白的。
一缕,很细。
然后,一大股。
黄的,灰的,一股一股,从烟囱口上涌出来,被海风一吹,往东边的沙漠那边飘。
钦博特港边上,四十几根烟囱,今天,冒烟的,二十几根。
最高的那一根,在最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