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今年头一回来听账,是陈屿请的。
他站起来,冲着台上,冲着大棚里的人,拱了拱手,讲了一句广东话,没人听得懂。
马天明在前头听见了,笑了。
他讲的是:“鳗鱼没饿死。”
“秘鲁,钦博特,十一月到十二月,亏一千二百万。”
孟会计念到亏,停了一下。
大棚里,一下子静了。
闽海的账,念了十五年,头一回,念出一个亏字。
维加坐在前头,听胡安小声翻完,脸一下子白了。
他扭头,看陈屿。
陈屿坐在台边上,冲他摇了摇头。
孟会计接着念:“钦博特,维加鱼粉,圣罗莎,太平洋之星,今年四月,开工。”
“扣掉:开支,利息,折旧,堪察加,钦博特,丸定,千叶冷库,闽海香港回购,九亿八千万。”
孟会计念完了,把纸放在桌上。
他转身,看老周。
老周今年六十七了,去年四月去了一趟北京,在农业部开了三天会,回来以后,腰就不太好,今年,坐在台下第一排,坐在一张藤椅上。
孟会计走下台,把写着总数的那页纸,递给他。
老周接过来,没看,折起来,放进口袋里。
他没站起来。
他坐在藤椅上,打开腿上那本牛皮纸的旧账本。
“一九八三年七月初七,”老周念,“闽海头一趟出海,回来。账上,八毛。”
大棚里,七千九百人,一下子静了。
钱德福坐在维加旁边,听马天明在耳朵边上小声翻。
翻完了,他坐在那儿,拿手摘下老花镜。
老周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四行字。
最后一行,是今年腊月二十九,陈屿写的。
一九九九年,腊月二十九,周叔讲,去北京开会,部里的人叫他周振邦同志,他没应,旁边的人推他,他才应。
老周没念。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页纸,打开。
“一九九八年,”老周念,“闽海集团,全年净利。”
“七十二亿。”
大棚里,没声音。
然后,头一个叫出来的,是郑水生。
郑水生一叫,大棚里,七千九百人,一片一片,炸开了。
伊万诺夫不在,谢尔盖学着他,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一声口哨,吹劈了。
奥莉加坐在那儿,没叫,攥着花头巾,眼泪顺着脸往下淌。
定之站起来了,站在日本人那一排,拍巴掌,拍得比他爷爷响。
钱德福没站起来。
他坐在那儿,拿手擦眼睛,擦了半天。
他讲了一句台山话,维加听不懂,扭头看他。
钱德福又讲了一遍,讲的是西班牙话,是他在钦博特,五十年,只会讲的那几句吃饭的话里头,唯一一句不是吃饭的。
钱德福讲:“唐人,当老板了。”
那天夜里,村部二楼。
屋里的人,坐齐了。
桌子中间,放着一台卫星电话,接着南极。
南极星在南设得兰群岛外头,象岛北边一百海里,停着,等。
电话那头,是阿松,还有伊万诺夫的大嗓门,隔着半个地球,一阵一阵地断。
林雁翻开本子。
“去年,六件。”
她一件一件念,一件一件,都打着勾。
念到第六件,年底,南极。
勾底下,那一行字:十二月二十六号,阿松的船,釜山出港。
林雁讲:“到了,补一个字。”
她冲着电话讲:“阿松,到了没有?”
电话那头,阿松讲:“到了,嫂。一月二十四号,到的。”
林雁拿红笔,在那一行后头,补了一个字:到。
她翻到新的一页。
陈屿站起来,走到墙上那张地图跟前。
地图又换了,最底下,南极那一块,今年,头一回,点了一个红点。
“今年,五件。”
林雁拿笔。
“第一件,二月底,南极,象岛北边。”陈屿说。“海,要变颜色。”
电话那头,伊万诺夫在喊,喊的是俄国话,金老师不在,没人翻,阿松在那头笑,讲:“哥,伊万诺夫讲,他八五年见过一回,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件,欧洲的钱。”陈屿说。“正月里,欧洲十一个国家,换了一种钱,叫欧元。”
“这种钱,头两年,一直往下掉。”
“一块欧元,今年换一块一七美元,明年秋天,换八毛二。”
“闽海在欧洲的账,从今天起,全换美元。”
“明年秋天,拿美元,去欧洲买东西。”
马天明在旁边,掏出笔,自己也记了一行。
“第三件,美国,格洛斯特。”陈屿说。“米勒的哈伯食品。”
屋里扭头看罗森。
罗森坐在墙边上,听马天明小声翻,脸上没表情,手里的本子,攥紧了。
“第四件,六月初一,南海,头一年休渔。”
“第五件,四月,钦博特,”陈屿看了维加一眼,“烟囱,冒烟。”
维加听胡安翻完,坐在那儿,没讲话,把一边高一边低的领子,拿手按平了。
钱德福坐在他旁边,把这一句,拿台山话,自己又念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