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讲:“他讲的,谁知道真的假的。”
定吉讲:“十二月二十号,礼拜天,早上五点。”
“闽海韩国的船,从太平洋上打回来的,超低温的大眼金枪鱼,一百八十条,进筑地。”
“走拍卖。”
定吉讲:“在座的各位,去举手。”
“要是闽海的鱼,比日本船打的差,丸定那四成九,不给了。”
“丸定,倒了就倒了。”
他讲完,坐下了。
屋里,静了很久。
松本坐在长桌子一头,一直眯着眼睛,听秘书一句一句大声重复。
听完了,他把那副很厚的眼镜摘下来,拿手帕擦了擦,戴上。
他讲话了。
声音很小,很哑,秘书弯下腰,凑到他嘴边上听。
秘书听完,站起来,大声讲。
“理事长讲,二十号,早上五点,他去。”
“他讲,他八十一岁,眼睛不好了,舌头还好。”
“他讲,那一百八十条鱼,他一条一条,尝。”
同一天下午,静冈,清水港。
超低温金枪鱼,在日本,是从清水港,从烧津港上岸的。
港边上,一排一排的超低温冷库,墙是白的,没有窗户,门口挂着厚厚的塑料帘子,帘子里头,零下六十度。
码头上,靠着一条船。
船头刷着:MINHAI KOREA。
底下一个数字:1。
船是十二月十一号,从基里巴斯外头出发的,开了六天,昨天夜里靠的港。
船舱盖打开了,一股白色的冷气,从舱口往上冒,冒了一人多高,冒到码头上,码头上的人往后退了几步。
吊车一条一条,往上吊鱼。
大眼金枪鱼,一条一条,冻得跟石头一样,身上一层白霜,吊上来,放在码头上的铁板车上,铁板车推进冷库的塑料帘子里头。
朴永哲站在船头的驾驶台门口,穿着那件袖子长了一截的深蓝色船长制服,外头套着一件棉大衣。
金渔捞长站在他旁边。
他们在海上,走了三个月。
朴永哲瘦了一圈,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脸晒得跟黑炭一样。
码头上,站着一个日本人,是闽海日本派来的,拿着一个本子,一条一条登记。
登记到一半,那个日本人仰着头,冲着驾驶台喊了一句日语。
朴永哲会日语,听懂了。
那个人喊的是:“船长,二十号,筑地,一百八十条,走拍卖。”
朴永哲站在驾驶台门口,没回话。
金渔捞长扭头看他。
朴永哲讲韩国话:“金,一九八四年,我在高雄前镇修船,修了四个月。”
“修好了,我开着那条破船,去太平洋上打金枪鱼,打回来,卖给台湾的贩子,贩子讲,韩国人的鱼,冻得不好,一公斤少给三十块台币。”
“那一年,我跟自己讲,往后,我的鱼,要进东京。”
“十四年。”
金渔捞长没讲话。
朴永哲站在驾驶台门口,看着码头上一条一条推进冷库的鱼。
他讲:“金,二十号,我要去筑地。”
“我要站在旁边看,看那些日本老头,给我的鱼,举手。”
同一天夜里,筑地边上,一家小居酒屋。
陈屿,中川,大冢,石原,定吉。
五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边上,桌上摆着一瓶清酒,一碟毛豆,一碟烤鱿鱼。
定吉喝了三杯,脸红了,讲话多了。
他讲:“陈先生,二十号那一百八十条鱼,是啥样的鱼?”
陈屿讲:“朴永哲的船打的。”
中川翻过去。
定吉不知道朴永哲是谁。
大冢在旁边,拿日语讲了一遍,讲韩一远洋,讲釜山,讲一千四百个信封,讲一号船缺一个船长。
定吉听完了,端着酒杯,半天没喝。
他问:“那个人,从会长,当船长?”
“嗯。”
“他的船,打的鱼,好不好?”
陈屿讲:“他十一月,在基里巴斯外头,打了一个月。”
“打上来,零下六十度,冻在舱里,冻得跟石头一样。”
“他在电台里讲,他这辈子,打的最好的一船鱼。”
定吉点点头,把酒喝了。
他讲:“陈先生,二十号,要是松本理事长讲,闽海的鱼,不行。”
陈屿讲:“那就不行。”
“闽海的鱼,不行,是闽海的事。”
陈屿说:“丸定,闽海照样借。”
中川翻过去。
定吉拿着空酒杯,看着陈屿。
石原坐在旁边,拿起酒瓶,给定吉倒满了。
石原讲了一句日语,讲得很轻。
中川没翻。
陈屿问:“石原讲啥?”
中川讲:“他讲,九一年,他在丸新,跟陈桑谈烤鳗的价,陈桑讲,三年不改价。”
“他讲,那一年,他在丸新的董事会上,讲中国人讲的话不能信。”
中川讲:“他讲,那是他这辈子,讲错得最久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