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九号,夜里,钦博特,德福酒家。
陈屿到的时候,是夜里十点。
钱德福没关门,在馆子里等着,桌上摆着一锅粥,一碟咸菜,一碟炸花生米。
他讲:“坐了七个钟头车,吃不下饭,吃粥。”
陈屿坐下,喝了一口粥。
粥是白粥,熬得很稠,咸菜是自己腌的芥菜头,台山的腌法。
钱德福坐在对面,看着他喝。
他讲广东话,马天明翻。
“陈生,你知道,唐人,是啥时候来秘鲁的?”
陈屿摇头。
“一百五十年前。”钱德福讲。“道光年间,从澳门,一船一船,卖过来的。”
“卖到秘鲁,在海边上的岛上,挖鸟粪。挖甘蔗。修铁路。”
“十个人来,活下来四个。”
“我爷爷的哥哥,就是那一船里的。”
“没活下来。”
钱德福拿筷子,夹了一颗花生米,没吃,放下了。
“我四九年来的时候,钦博特的唐人,开吉发,开杂货铺,一条街上,十几家。”
“秘鲁人讲,吉发的炒饭,是秘鲁人的饭。”
“可是鱼粉厂,船,”钱德福讲,“四十一年,没有一个唐人,当过老板。”
他讲完,站起来,去厨房里,又端出来一碟咸菜。
十月二十号,中午十二点,钦博特,德福酒家。
陈屿是前一天夜里到的。
从香港飞洛杉矶,从洛杉矶飞利马,从利马坐罗德里格斯那辆空调坏了的丰田,在沙漠公路上开了七个钟头。
下车的时候,他头发里、衣领里,全是沙子。
钱德福站在德福酒家门口等他。
两个人一见面,钱德福先讲的,讲的是台山话,陈屿听不懂。
钱德福又讲广东话,陈屿听懂一半。
陈屿讲福建话,钱德福听不懂。
马天明站在中间,两头翻。
钱德福讲:“陈生,你比我想的,年轻。”
陈屿讲:“钱伯,比我想的,老。”
钱德福愣了一下,哈哈大笑,笑得老花镜掉下来,挂在脖子上的绳子上晃。
十二点,陈屿坐在靠窗户那张桌子的旁边一张桌子上。
钱德福端出来两碗炒饭,一碗放在陈屿跟前。
另一碗,放在靠窗户那张空桌子上。
十二点十分,门开了。
维加进来了。
还是那件白衬衫,还是一边高一边低的领子。
他走到靠窗户那张桌子,看见桌上已经放了一碗炒饭,愣了一下,扭头看钱德福。
钱德福冲他点点头,拿下巴指了指旁边那张桌子。
维加扭头,看见陈屿。
他站在那儿,看了陈屿一阵。
然后,他坐下了,拿起勺子,吃炒饭。
陈屿也拿起勺子,吃炒饭。
两个人,隔着一条过道,一个坐在靠窗户那张桌子,一个坐在旁边那张,各吃各的。
谁都没讲话。
戈麦斯坐在陈屿对面,看着这两个人,拿手捂着嘴,不敢出声。
吃完了。
维加把勺子放下,扭头,看着窗户外头,港口那根最高的烟囱。
陈屿也把勺子放下。
他讲:“维加先生,那根烟囱,一九七八年盖的。”
戈麦斯翻过去。
维加没回头。
陈屿讲:“盖好那天,您爬上去,挂了一面国旗。”
维加的肩膀,动了一下。
他慢慢扭过头来,看着陈屿。
他讲西班牙话,讲得很慢,嗓子是哑的。
戈麦斯翻:“你怎么知道?”
陈屿讲:“管锅炉的那个老师傅,讲的。”
“他在厂门口,守了五个月。”
维加坐在那儿,没讲话。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端着那碗吃空了的炒饭,走过过道,在陈屿对面,戈麦斯旁边,坐下了。
他讲:“你是中国人。”
“是。”
“你来买我的厂。”
陈屿讲:“维加先生,您一九六零年,在码头上扛鱼。”
维加点头。
“我一九八三年,在海边上,撬礁石缝里一种叫笔架的东西,挑到县城去卖。”
戈麦斯翻完了,维加看着陈屿,看了半天。
他讲:“你今年多大?”
“三十三。”
维加讲:“我三十三岁那年,有了第一条船。”
他拿手,敲了敲桌子。
“中国人,你讲,你来干啥?”
陈屿讲:“维加先生,明年三月,秘鲁的鳀鱼,回来。”
戈麦斯翻过去。
维加没有像罗德里格斯那样笑,也没有像马天明那样愣。
他坐在那儿,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讲:“我知道。”
陈屿看着他。
维加讲:“八月,我让我的一条船,偷偷出去试了一网。”
“拉上来的,是小鳀鱼,一指长,多得网都拉不动。”
“水凉了,鱼就回来。我在这片海上,看了三十八年。”
维加讲:“我知道,明年三月,鳀鱼回来。后年,比九六年还多。”
他把手从桌子上拿下来,放在膝盖上。
“银行不知道。”
“利马那家银行,下个月十五号,要收我的四个厂,四十二条船。”
“我欠他们,两千一百万美元。欠智利那家银行,一千一百万。”
“银行讲,今年没有鱼,明年也不一定有鱼,秘鲁的鱼粉,完了。”
“智利那边,有一家大公司,叫安第斯渔业,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