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四号,正月初八,盐屿礼堂。
一九九七年的账。
礼堂去年接出去一截,今年坐不下了。
锤子叔正月初三带人,在晒场上,搭了一个大棚子,棚子是毛竹搭的,顶上盖着帆布,四面挂着帆布,棚子里摆着长凳,一直摆到晒场尽头。
礼堂里的人听账,棚子里的人,听喇叭。
一共来了五千一百人。
前头几排,外头来的人。
今年,多了三排。
一排泰国人。陈炳坤,穿着那件白短袖,外头加了一件西装,陈立文坐在他旁边。苏婉,穿着一件新的碎花衬衫。林老板,他儿子没来,在曼谷盯着那栋八层楼。
一排印尼人。黄老板,拄着铜头拐棍,戴着一顶新草帽,他儿子扶着他。
一个香港老头,郑德昌,七十九了,是何生陪着坐飞机来的,一下飞机就冷得直哆嗦,何生给他裹了两件大衣。
还有一个荷兰人,扬·范德梅尔,叼着烟斗,被门口的人讲礼堂里不许抽烟,把烟斗揣进口袋里了。
米勒又来了,今年扣子没扣错,是罗森出门前帮他扣的,罗森也来了,坐在他旁边,灰风衣。
奥尔森没来。
来的是埃里克。
埃里克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坐在第二排,四处看,看礼堂顶上的木梁,看墙上的标语,看台上那张铺着红布的桌子。
守中船厂来了一排,吴阿海,程立,还有上海来的顾师傅、老金,穿着厂里的蓝工作服。
孟会计上台,念账。
“远东渔业。狭鳕,十七万六千吨。明太子,八千三百吨。”
“十八亿。”
“鳗鱼,八亿二千万。”
“西非,西班牙,六亿八千万。”
“美国,三沙加工园,鱼片块,鱿鱼圈,六亿五千万。”
米勒在第二排,把手举起来挥了挥,罗森拽了他一下。
“欧洲,布鲁塞尔十七万六千吨,鹿特丹范德梅尔冷库,五亿八千万。”
扬坐在那儿,听何生旁边的人翻,翻完了,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烟斗也跟着掉出来了,滚到前头郑德昌的脚底下,郑德昌弯腰给他捡起来,两个老头,一个讲广州话,一个讲荷兰话,谁也听不懂谁,互相点了点头。
“三都澳,三亿四千万。”
“阿根廷,鱿钓,三亿六千万。”
“斐济,基里巴斯,金枪鱼,二亿一千万。”
“挪威,希特拉,奥尔森三文鱼,四成九,全年,三亿一千万。”
埃里克听马天明小声翻完,坐在那儿,脸上没表情,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了一个数。
“深加工,一亿五千万。国内,一亿八千万。”
“官井洋海蜇,冬至大鮸,一亿三千万。”
念到大鮸,礼堂里扭头找汤小雨。
汤小雨坐在剥皮鱼号那一桌,今年,坐在中间。
郑水生坐在她左边。
老汤坐在她右边。
汤小雨没站。
郑水生拿胳膊肘捅了她一下。
她还是没站。
郑水生扭过头,讲:“船老大,站起来。”
汤小雨站起来了。
礼堂里,棚子里,喇叭里,一片巴掌。
“泰国,暹罗湾等九家,印尼南安黄氏,香港德昌冻品,九月到十二月,二亿。”
陈炳坤、黄老板、郑德昌,三个老头,坐在前头几排,一个比一个老,听翻译翻完,谁都没动,谁都没鼓掌。
黄老板把拐棍横在膝盖上,拿手摸着铜头,摸了半天。
“扣掉:开支,利息,折旧,泰国印尼香港韩国那几笔,二十六万吨鱼粉的仓库,守中船厂上海师傅的楼,七亿一千万。”
孟会计念完了,把纸放在桌上,转身,看老周。
老周今年,没坐在台边上。
他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间。
旁边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印着红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渔业局。
孟会计走下台,把写着总数的那页纸,递给老周。
老周接过来,没看,折起来,放进口袋里。
他没上台。
他就站在第一排,转过身,冲着礼堂里五千一百人,打开腿上那本牛皮纸旧账本。
“一九八三年七月初七,”老周念,“闽海头一趟出海,回来。账上,八毛。”
礼堂里,一下子静了。
棚子里,喇叭里,也静了。
老周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三行字。
一九九六年,腊月二十九,周叔讲,他怕。
一九九七年,腊月二十九,周叔讲,他不怕了,账理到八九年,纸还在。
一九九八年,腊月二十九,周叔讲,账理完了,十四年,一条船一条船,理完了。
老周没念。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页纸,打开。
“一九九七年,”老周念,“闽海集团,全年净利。”
“五十七亿。”
礼堂里,没有声音。
然后,是前头几排。
头一个站起来的,不是盐屿人。
是黄老板。
他七十五了,拄着拐棍,从座位上站起来,站得很慢,他儿子要扶他,他把儿子的手推开了。
站直了,他拿拐棍,在地上,敲了三下。
咚,咚,咚。
然后,陈炳坤站起来了。
郑德昌站起来了,何生扶着。
苏婉站起来了。
林老板站起来了。
扬站起来了。
米勒站起来了,罗森也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