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二号,下午,釜山,金海机场。
陈屿下飞机。
跟他一块下来的,是蔡渔捞长,从基里巴斯转香港飞过来的,还有梁家俊,孟会计。
许老板在出口等着,身上换了一件厚棉袄,还是冻得缩着脖子。
许老板讲:“陈总,今天,一千五百六。”
韩元。
陈屿讲:“嗯。”
出了机场,没去旅馆。
陈屿讲,先去甘川。
甘川那两座冷库,机房里那三个人,还在。
小电炉子上,还烧着一壶水。
许老板领着陈屿进去,三个人站起来,看着这个穿灰呢子大衣的中国人,不知道是谁。
陈屿没讲话,在机房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冷冻机的表,看了看墙上挂着的值班本子。
值班本子上,一个钟头一行,写着温度,写着名字。
十月底公司讲不发工钱以后,一行没断过。
陈屿问许老板:“电费欠多少?”
许老板讲了一个数。
陈屿扭头跟梁家俊讲:“今天交。”
梁家俊愣了一下:“陈总,这两座库,还不是闽海的。”
“今天交。”陈屿说。“再给他们三个人,把十一月、十二月的工钱,发了。”
金渔捞长站在门口,把这几句话,翻给那三个人听。
年纪最大的那个老师傅,听完了,站在那儿,看着陈屿。
他没讲谢谢。
他把小电炉子上那壶水,拿下来,倒了一杯,双手端着,递给陈屿。
陈屿接过来,喝了。
水是烫的,没放茶叶。
晚上七点,韩一远洋的楼。
楼底下的大门,锁着。
侧门开着,门口坐着一个看门的老头,裹着军大衣,在打瞌睡。
金渔捞长跟他讲了几句,老头看了看这一群人,挥挥手,让进去了。
电梯停了。
一行人,从楼梯走上去。
十四层楼。
走到七楼,孟会计喘得扶着栏杆,走不动了,梁家俊架着他。
走到十楼,蔡渔捞长也喘了,他六十五了,停下来,靠着墙,歇了一会儿。
陈屿在他旁边站着,等他。
蔡渔捞长讲:“陈总,您先上。”
“一块上。”
十四楼。
走廊很长,两边的办公室,门都开着,灯都关着。
地上散着纸,一张一张,报表,传真,合同,有的被人踩过,印着鞋印。
一间屋子的门口,扔着一盆枯死的兰花。
走廊最里头,一扇门,门缝里透出来灯光。
门上,一块铜牌,韩文,汉字:会长室。
金渔捞长敲门。
里头没人应。
金渔捞长又敲。
里头,一个声音,讲了一句韩国话,很哑。
门推开了。
屋子很大,一面墙是玻璃,玻璃外头,是釜山港,港里的灯,一片一片,雪还在下。
朴永哲坐在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后头。
他穿着白衬衫,衬衫皱了,领带扯松了,挂在脖子上。脸上的胡子,几天没刮,发根全白了,比两年前在苏瓦港看起来,老了十岁。
桌上摆着一个烟灰缸,烟灰缸里的烟头,堆出来了,掉在桌上。
他看见进门的人,先看见的,是金渔捞长。
然后,是蔡渔捞长。
然后,是陈屿。
他坐在那儿,没站起来。
他看着陈屿,看了半天。
屋里没人讲话。
跟着进来的,还有一个人,是许老板在釜山找来的翻译,姓崔,延边朝鲜族,四十几岁。
九五年十二月,苏瓦港,蓝珊瑚酒吧,请闽海船员喝啤酒、讲韩一给两倍工钱的,就是他。
韩一十月不发工钱以后,他也没活干了。
崔翻译站在门口,脸红一阵白一阵,不敢往里走。
朴永哲先开口了。
他讲韩国话,崔翻译翻。
“陈会长。”
“你是来看笑话的。”
陈屿没回答,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了。
蔡渔捞长没坐。
他走到办公桌跟前,从随身带着的一个布袋里,拿出一瓶酒,放在朴永哲那个堆满烟头的烟灰缸旁边。
红标米酒。
高雄的。
朴永哲看着那瓶酒,脸上的肉,抽动了一下。
蔡渔捞长讲闽南话,许老板翻成日语,崔翻译再翻成韩国话。
“一九八四年,高雄前镇,你的船趴在港里修,你请不起船员喝酒。”
“我送你两箱米酒,一袋米。”
“九五年,苏瓦港,你拿两瓶米酒,来我船上,讲你记了十一年。”
蔡渔捞长讲:“今天,我拿一瓶来。”
朴永哲坐在那儿,看着那瓶酒,好半天,没动。
然后,他拿手,把那瓶酒推开了。
他扭头,冲着陈屿,讲了一大段,讲得很快,越讲越响,讲到后头,拍了桌子,烟灰缸里的烟头,跳出来一片。
崔翻译翻得跟不上,翻一句漏一句。
“他讲,韩一,不是他搞垮的。”
“他讲,是汇率。是银行。是国际货币基金那帮人。”
“他讲,七月以前,韩国的银行,追着他借钱。九月以后,银行,追着他要钱。”
“他讲,他六十条船,一千四百个船员,三亿一千万美元,是一条一条船,一个一个人,攒起来的。”
“他讲,大洋商事来了,一条船三百万,是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