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号,印尼,比通。
从雅加达飞万鸦老,飞了三个钟头,从万鸦老坐车往东,翻一座山,开一个多钟头。
路是土路,坑坑洼洼,两边是椰子林,椰子林里有火山,火山顶上冒着一缕白烟。
车翻过山头,底下是海。
海湾里,一个港。
港里停满了船,围网船,延绳钓船,冷藏运输船,船身刷着各种颜色,红的,绿的,蓝的,船头画着眼睛。
港边上,一排一排铁皮顶的厂房,厂房后头是山,山上是椰子树。
蔡渔捞长在港口等着。
他六十五了,从基里巴斯飞过来,在比通住了二十天,脸晒得比在苏瓦港的时候还黑,穿一件花衬衫,是在比通街上买的。
他跟陈屿握手,握了半天,讲:“陈总,黄老板在码头上,坐了一上午了。”
码头最东头,一个水泥墩子上,坐着一个老头。
七十几岁,很瘦,背驼了,穿一件白布唐装,唐装洗得发黄,头上戴着一顶旧草帽。
他身边立着一根拐棍,拐棍头上包着铜。
他坐在那儿,看着港里的船。
陈屿走过去。
老头听见脚步声,扭过头,看了陈屿一眼。
他没站起来,拿拐棍指了指旁边的另一个水泥墩子。
“坐。”
讲的是闽南话,泉州口音,比蔡渔捞长的澎湖口音还老。
陈屿坐下了。
两个人坐在码头上,一个老头,一个后生,看着港里的船。
黄老板讲:“你是霞浦人?”
“霞浦盐屿。”
黄老板讲:“霞浦,我阿爸讲过。霞浦的黄瓜鱼,是闽东最好的。”
“我阿爸是南安人,民国十六年,十四岁,跟着同村的人,坐船下南洋。”
“先到新加坡,在码头上扛货。后来到泗水,到望加锡,最后到比通。”
“那时候,比通就是一个小渔村,几十户人家,全是打鱼的。”
“我阿爸在这里,收鱼,腌鱼,卖鱼。”
他拿拐棍指着港里最大那一排厂房。
“那一排,是我盖的。”
“一九六五年盖头一栋。”
黄老板讲:“今年,盖到第九栋。”
厂房墙上,刷着一行大字,印尼文,底下一行中文,字是繁体的,写得很端正:南安黄氏水产。
黄老板讲:“盖第九栋,跟日本银行,借了三千万美元。”
“七月以前,印尼盾跟美元,两千四百盾一美元,好几年,没大动过。”
“借日本银行的美元,利息,比借印尼盾便宜一半。”
“今天,三千三。”
黄老板把拐棍横在膝盖上。
“我儿子讲,挺一挺,年底就回来了。”
“我孙子在新加坡读书,读的是金融,他打电话讲,挺不过去。”
他扭头,看着陈屿。
“蔡船长讲,你在泰国,讲泰铢年底掉到四十五,明年一月五十六。”
“你讲印尼盾,年底五千,明年一万往上。”
“后一句,他没敢跟我讲。”黄老板讲。“我孙子跟我讲的,龙仔厝的陈炳坤,打电话告诉他的。”
陈屿讲:“是。”
黄老板坐在那儿,没动。
港里一条围网船回港了,突突突地开进来,船头站着几个光膀子的印尼后生,冲码头上喊。
黄老板看着那条船,看着它靠上码头,看着船上的人开始卸鱼,一条一条的鲣鱼,扔进码头上的塑料筐里。
过了很久,黄老板讲:“一万。”
黄老板讲:“三千万美元,是三千亿盾。”
黄老板讲:“南安黄氏,七十年,挣不到三千亿盾。”
陈屿讲:“黄老板,您跟日本银行借的钱,是哪一家?”
黄老板讲了名字。
陈屿讲:“那一家,在印尼,借出去的美元,一共十几亿。”
“它东京的总行,这个月,要它把亚洲的钱,往回收。”
黄老板扭头看他。
陈屿说:“收不回来的,它要卖。”
“卖啥?”
“卖您欠它的那张借条。”
黄老板愣住了。
蔡渔捞长站在后头,也愣住了。
陈屿讲:“借条是三千万美元。日本银行现在急着走,三千万的借条,它不要三千万,要多少,就卖多少。”
“闽海去买那张借条。”
陈屿说:“买到手里,您欠的,就不是日本银行的钱,是闽海的钱。”
黄老板手里的拐棍,从膝盖上滑下去,掉在水泥地上,铜头磕出一声响。
蔡渔捞长弯腰捡起来,递回去。
黄老板没接。
他看着陈屿,嘴唇动了几下,讲出来的,是一句很慢的闽南话。
“欠闽海的钱,闽海要啥?”
陈屿讲:“借条上的钱,闽海照买借条的价钱算。多出来的,一分不要。”
“闽海要五成。”
“黄老板,您留五成。”
“厂名,南安黄氏,不改。”
黄老板没讲话。
他从蔡渔捞长手里,把拐棍拿过去了,拄着,从水泥墩子上,慢慢站起来。
站直了,他看着港里那九栋厂房。
黄老板讲:“我阿爸,民国十六年,从南安出来的时候,他妈在村口讲,出门在外,碰着自己人,要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