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台里的人,全听见了。
电话是开着外放的,陈屿那句话从话筒里出来,带着一点嘶嘶的杂音,屋里七八个人,一个字都没漏。
陆小川第一个叫起来。
“关一半?”
他扑到电话跟前,冲着话筒喊:“陈总!人家灯开到两百多盏,把鱼全勾走了,咱们还关一半?关一半,一只都钓不上来了!”
洪阿根一把把他拽开。
“你让陈总讲完。”
电话那头,陈屿的声音没变,还是慢慢的。
“小川,你在甲板上看过鱿鱼,它是咋上钩的?”
陆小川喘着粗气,没吭声。
“它往亮的地方游,游到船边,躲在船底下那一块影子里,在亮跟暗的边上转。”陈屿说。“钩子放在那个边上,它就咬。”
“是不是这样?”
陆小川讲:“是。”
“韩国人九条船挤在一块,灯连成一片,那一片海,亮的地方连着亮的地方,暗的地方没有了。”
“鱿鱼游过去,找不到暗的地方躲。”
“它咋办?”
屋里没人讲话。
洪阿根慢慢讲:“往下沉。”
“对,往下沉。”陈屿说。“头一两天,灯一亮,四面八方的鱿鱼全往那边游,游过去一大片,韩国船钓得多。”
“等过了两三天,那一片的鱿鱼,全沉到底下去了,沉到钩子够不着的地方。上头那一层,是小的,是嫩的,大的全在底下。”
“他的钩还是放在三四十米,他就钓不到了。”
陆小川讲:“那咱们呢?”
“咱们关一半灯,船底下那块影子,就大了,暗的地方离船近了。”陈屿说。“钩子往下放,放到六七十米。”
“底下那一层大的,从韩国船那边沉下来,往暗的地方游,游到哪?”
陆小川张着嘴,半天没合上。
阿松在门口讲:“游到咱们船底下。”
电话那头,陈屿讲:“洪伯,还有一件事。十二条船,天一亮,全往东南挪三海里,挪到陆架坡往下掉的那个坎上。那边水深,水冷,大的待在那边。”
洪阿根讲:“挪过去,韩国人跟过来咋办?”
“他跟过来,他那两百多盏灯,还是一样。”
洪阿根点点头,想起了什么,又问了一句:“阿屿,你咋知道这些?”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洪伯,你抽屉里那个本子,九一年黄渔捞长讲的,你记得最清楚。”陈屿说。“他讲,灯是拿油点的。”
“我记着呢。”
“韩一三十条船,一条两百多盏灯,一夜烧的油,比咱们一条船多一倍。”陈屿说。“他的船是新的,钱是借的,油也是借钱买的。”
“他比亮,比不过一个月。”
“洪伯,三天。”陈屿说。“第三天夜里,你看北边那一片。”
电话挂了。
驾驶台里,没人动。
洪阿根拿起电台话筒,调到闽海自己的频道。
“各船注意,我是九号洪阿根。”
“集鱼灯,每条船,关一半。”
“钓机下钩,放到六十五米。”
电台里,十一条船,一条接一条回话。
“十号收到。”
“十一号,收到。”
十二号的船长是个福鼎人,四十出头,回话回得慢,回完了又补了一句:“洪船长,这是陈总讲的?”
“是陈总讲的。”
“那关。”
夜里十一点,闽海十二条船的灯,一排一排,灭了一半。
南边这一片海,一下子暗下来了。
北边那一片,更亮了,亮得像一块烧红的铁。
那一夜,是闽海来阿根廷六年,钓得最惨的一夜。
钓机放到六十五米,收上来,钩上是空的。
再放,再收,还是空的。
偶尔一串挂两只,是大的,一只两斤多。
更多的时候,是空的。
甲板上的船员,一个一个脸是黑的,不讲话。有个水手把手套摔在甲板上,被水手长骂了一句,捡起来,又戴上了。
北边韩国船上,唱歌的声音,唱了一整夜。
天亮以前,陆小川记数。
九号,十一吨。十号,九吨。
十二条船,加起来,一百一十六吨。
头一天,两百六十一吨。
陆小川把本子扔在桌上,一脚把桌子底下的铁桶踢翻了,铁桶咣啷咣啷滚到舱壁上。
洪阿根坐在驾驶台的高凳子上,一夜没睡,眼睛是红的,没骂他。
天亮了,十二条船起锚,往东南开。
开了三海里,开到陆架坡往下掉的那个坎上。
这一块水,洪阿根九一年来过,那年鱼不多,就没待。
船停下,下锚。
中午,电台公用频道里,韩国人又开口了,还是那句英语,后头多了几个字,笑着讲的。
阿松的英语比洪阿根还差,问陆小川讲啥。
陆小川憋着气翻:“他讲,中国船,没电了吗。”
同一天,韩国,釜山。
韩一远洋的楼,在釜山港边上,十四层,玻璃是蓝的,楼顶上一块大牌子,夜里亮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