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八号,南大西洋,阿根廷外海。
南纬四十五度,西经六十度,二百海里线外头,陆架坡上。
夜里九点,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只有船上的灯是亮的。
几百条船的灯,从南排到北,从东排到西,一眼望过去,跟一座城一样。
台湾的船,日本的船,西班牙的船,波兰的船,还有一片是韩国的。
闽海的船,在这座城的南边。
十二条鱿钓船,排成两排,一排六条,船跟船隔半海里。两排船中间,停着闽冷一号,那条从邱海龙手上拍下来的冷藏运输船,船身又刷过一回漆,白的。
闽渔九号是头船。
洪阿根站在九号的驾驶台上,手里捏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泡了一下午的浓茶,已经凉了。
他今年五十八,头发全白了。去年冬天,老汤讲让他留在船员学校当副校长,别再跑南美洲了,他跟老汤吵了一架,吵完了,还是来了。
他讲的是:“这片海,九一年是我头一个带船来的。我不来,这帮小赤佬找不到鱼。”
驾驶台后头的小屋里,大副陆小川在记今天的数。
陆小川今年三十,普陀人,九年前在七星门被洪阿根从海里捞上来,捞上来的时候,只剩一口气。他在毛里塔尼亚干了三年大副,今年正月调来阿根廷,跟着洪阿根。
“洪船长,昨天夜里,九号二十六吨,十号二十三吨,十二条船加起来,两百六十一吨。”
洪阿根点点头。
“今年比九一年好。”
“好一倍。”陆小川讲。“九一年头一夜,才二十四吨。”
甲板上,二十四台钓机转着,嗒嗒嗒嗒响。
钓线从船舷两边放下去,一根钓线上串着二十几个钓钩,钓钩是彩色的塑料管子,底下一圈小钩。钓机把钓线放到水底下几十米,再一抖一抖地往上收。
收上来,钩上一串一串挂着鱿鱼,一只一只翻着白肚子,喷着墨,甩在甲板上的滑槽里,滑进后头的冲洗池。
船舷两边,挂着两排集鱼灯。
一边四十盏,一盏两千瓦,灯泡跟个小西瓜那么大,开起来,船两边几十米的海面,亮得跟白天一样。
鱿鱼晚上是追着亮光往上游的。
可是鱿鱼不在最亮的地方待着。
它游到船边上,躲在船底下那一片影子里头,在亮的跟暗的交界的地方打转。
钓钩就放在那个地方。
这件事,是洪阿根九一年头一回来的时候,一个台湾老渔捞长教他的。
那个台湾老渔捞长姓黄,在这片海上钓了十一年鱿鱼,讲一口闽南话,跟闽海的船员能聊,教了洪阿根三天。
“鱿鱼跟人一样,太亮了,眼睛受不了。”
黄渔捞长那年五十九,脸上一道一道的褶子,里头嵌着盐。他在自己船上请洪阿根喝高粱酒,喝到半夜,指着远处一片亮得晃眼的日本船讲:“你看那一片,灯多,钓得不见得多,油烧得多。”
“一盏灯两千瓦,一百盏灯就是二十万瓦,二十万瓦的电是发电机烧柴油烧出来的。”
“在这片海上,灯是拿油点的,油是拿钱买的。”
洪阿根那年五十三,头一回出这么远的海,啥都不懂,拿个本子,一句一句记下来。
那个本子,现在还在他驾驶台的抽屉里。
夜里八点,吃晚饭。
九号的饭堂在船尾,一张长桌子,二十几个人挤着坐,桌上一大盆鱿鱼炒芹菜,一大盆白菜粉丝,一桶米饭。
鱿鱼是当天钓的,芹菜是上礼拜闽冷一号从蒙得维的亚带来的,放到今天,叶子黄了一半。
饭桌上,几个年轻船员在讲韩一。
“苏瓦港那边传过来的,韩一的船员,一个月的钱,是咱们两倍。”
“两倍又咋样,去年苏瓦港跑过去的那三个,你看他们回不回来。”
“回来?回来陈总还要?”
“陈总讲了,船员学校的门开着。”
水手长啃着一只鱿鱼须,讲:“韩一的船,新是新,一条一千二百万美元。钱是跟银行借的。你拿人家两倍的工钱,那两倍,也是银行借的。”
几个后生不讲话了,扒饭。
阿松坐在桌子最头上,一边吃一边拿筷子在桌上画轨机舱的线路图,画给他徒弟看。
他徒弟是九五年船员学校出来的,十九岁,永泰山里人,头一回出海,头一个月吐得脸发青,现在一顿能吃三碗。
陆小川记完数,站起来,走到驾驶台窗户跟前,往北边看。
北边,那一片韩国船的灯,比往天近了。
他讲:“洪船长,北边那片韩国船,是不是往南挪了?”
洪阿根拿望远镜看了一阵。
“挪了。”
他放下望远镜,走到雷达跟前。
雷达屏幕上,一圈一圈绿光扫过去,北边十几海里的地方,一排亮点,本来是不动的,现在在动。
往南动。
一个,两个,三个。
洪阿根数了一遍:九个。
陆小川问:“韩一的?”
“是韩一的。”
韩一远洋的三十条船,一月份到的阿根廷,前三个月在北边钓,在这座海上的城的北头。
四月,鱿鱼往北走,走到南纬四十二度以北,就散了,就不好钓了。
南边,闽海这一片,是这个月鱼最密的地方。
这一片,是洪阿根四月初八拿着罗经转了一整天找到的。
九个亮点,开得不快,一点一点往南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