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规矩:照上礼拜的价,一家最多多少吨,签一年。
拉蒙开着冷冻机,一板一板往外发货,发了三天,库里空了一半。
拉蒙跑到咖啡馆,冲着那三个采购喊了一句西班牙话。
戈麦斯后来跟马天明讲,那句话是:“去年韩国人拿锤子敲这些船,讲是废铁。”
三月二十七号,欧洲讲,英国的牛肉,一块都不许卖出英国。
四月头上,英国东边一个叫格里姆斯比的港口,一家做鱼条的大厂,从伦敦打电话到香港。
那家厂,做了四十年鱼条,块从前全是北海集团供的。北海四月涨两成,还讲只能供往年的七成。
电话是马天明接的。
那边问,远东还有块没有。
马天明问陈屿。
陈屿讲:“叫伊万诺夫,下一条冷藏运输船,四月十号从海参崴出港,直接开格里姆斯比。六千吨。”
马天明讲:“陈总,远东今年的块,差不多卖满了。”
“三沙挑完刺的,给美国。远东船上冻的,给欧洲。”陈屿说。“今年远东加一条加工船,明年再加两条。”
三月二十八号,盐屿。
孟会计把远东那本账翻开,翻到三月十四号那一页。
那一页上,他写着一行:斯拉夫扬卡号,汉堡冷库租金,预计亏损,六十万美元。
他拿红笔,把那一行划掉了。
在底下,他又写了一行:斯拉夫扬卡号,汉堡,四千吨,九家,售出,九百二十万美元。一年合同,三万八千吨。
写完了,他把笔帽盖上,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又把笔帽拔开,在划掉的那一行边上,添了一行小字。
三月十四号,陈总讲,开到汉堡。
那天夜里,波士顿打电话到香港。
是米勒。
米勒在电话里嗓门还是那么大,隔着一个太平洋,马天明把听筒拿得离耳朵一拃远。
“他讲,他看了报纸,欧洲的块,一个礼拜涨了三成。”
“他讲,冰岛人今天给他发传真,讲今年的块,要照新价重签。”
“他问,闽海那五千吨,四月二十号,还发不发。价钱,还是不是两块二。”
陈屿讲:“你跟他讲,四月二十号,照发。两块二,一分不加。”
马天明讲过去。
电话那头,好半天没声音。
然后米勒讲了一句很长的话。
马天明翻:“他讲,他做了四十年鱼条,头一回有人在涨价的时候跟他讲一分不加。”
“他讲,明年的两万吨,他现在就签。”
陈屿讲:“叫他别急。先等第一船到,他自己切,切完了再签。”
马天明翻过去,米勒在那头哈哈大笑。
笑完了,他讲:“告诉那个三十一岁的老板,我在格洛斯特,把他的名字讲给码头上那些没活干的老渔民听了。他们问,中国人为啥能打到这么多鱼。”
“我讲,我也不知道。”
同一个礼拜,奥斯陆,北海集团总部。
维克坐在会议室的长桌子头上,听销售总监念德国、英国、荷兰这一个月丢掉的客户。
七家。
七家里头,有五家,签给了闽海。
销售总监念完了,讲:“闽海在汉堡,照三月十四号以前的价卖,一分不加,一家五百吨。”
维克问:“谁定的?”
“听讲,是他们老板在香港定的。”
维克没讲话,拿手里的笔,一下一下敲桌子。
过了一会儿,他问:“波士顿,最里头那个展位,是不是他们?”
“是。”
维克把笔放下了。
他讲:“把他们在波士顿的样品,想办法弄一块回来。”
销售总监问:“弄回来干啥?”
“切开。”维克说。“我要看看,里头到底有几根刺。”
四月二十号,三沙,老粮站码头。
天刚亮,一千一百个女工,站在三座仓库门口。
码头上停着一条万吨的冷藏货轮,船头刷着白字,挂着巴拿马的旗,是马天明在香港租的。
一板一板冻好的鱼片块,从仓库里推出来,推上吊车,吊进船舱。
五千吨。
阿桂站在码头边上,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每吊上去一板,她在本子上画一道。
刀鱼站在她旁边,抽着烟,看着货轮。
刀鱼讲:“八四年,我在这个码头上跟人打架,打的是一筐带鱼。”
阿桂没吭声,画了一道。
中午十二点,最后一板吊进船舱。
船舱盖合上了。
货轮拉响汽笛,一声,很长,慢慢离开码头,往东开,开向太平洋那头的波士顿。
那个十七岁的牙城小姑娘,站在女工堆里,冲着货轮挥手,挥了半天,才想起来,船上没有一个人认识她。
她自己笑了,笑完了,跟着大家回仓库,下一船的鱼,已经在化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