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一号,冬至前一天,夜里。
官井洋口外头,东经一百二十度,北纬二十六度半。
剥皮鱼号拖着网,在黑漆漆的海上慢慢走。
九月一号开海以后,汤小雨在剥皮鱼号上,当了一百一十天水手。
一百一十天,她冲了一百一十回甲板,理了几百副网,手上的口子,好了又裂,裂了又好,结了一层黄黄的茧。
郑水生骂过她四十几回。骂她理网慢,骂她打结不牢,骂她站在船舷边上发呆,骂她吃饭吃得比男人还多。
她一回都没回嘴。
十一月里,郑水生不骂了。
船上的伙计们讲,郑伯是骂累了。
郑水生自己讲,这丫头片子,骂不出毛病了。
那天夜里,轮到汤小雨值后半夜的班。
两点,她站在驾驶台里,看着探鱼机的屏幕。屏幕上零零星星几个小红点,是小带鱼。
船走得很慢,发动机突突突地响。
她站着站着,突然觉得脚底下不对劲。
不是船晃。
是一种声音。
很闷,很远,咕咕,咕咕,从船底下传上来,隔着船板,隔着发动机的声音,一阵一阵的,像很多只青蛙,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叫。
汤小雨站在驾驶台里,一动不敢动。
她大学四年,在书上读过。
石首鱼科的鱼,黄瓜鱼、鮸鱼、白姑鱼,鱼鳔会发声。大群聚在一起的时候,叫声连成一片,老渔民趴在船板上,能听见。
书上还写:闽东渔民,管这个,叫“听水”。
她蹲下来,把耳朵贴在驾驶台的地板上。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声音一下子清楚了。
不是一群。
是好多群,从东边,从西边,从脚底下,一阵一阵涌上来。
汤小雨一下子站起来,跑出驾驶台,跑到船舱口,冲着底下喊。
“郑伯!郑伯!”
船舱里,郑水生正打着呼噜,被她一嗓子喊醒了,骂了一句,披着棉袄爬上来。
“啥事!半夜三更!”
“底下有鱼叫!”
郑水生愣了一下。
他瞪着汤小雨,看了一眼,没骂,一骨碌趴在甲板上,把耳朵贴上去。
趴了一会儿。
他慢慢地抬起一只手。
船上的伙计,被吵醒了几个,爬上来,看见郑伯趴在甲板上抬着手,谁都不敢出声。
郑水生趴在那儿,趴了很久。
然后,他坐起来,坐在甲板上,脸在驾驶台漏出来的灯光底下,一半亮,一半暗。
郑水生讲:“丫头,关机器。”
汤小雨跑回驾驶台,把发动机关了。
发动机的声音一停,海上一下子静了。
静了,那个声音,就大了。
不用趴在甲板上了。
站着,就听得见。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从四面八方的海底下,一阵一阵往上涌,涌得船板都在发麻。
船上的伙计们,一个一个,都站着,不动。
“黄瓜鱼?”一个年轻伙计小声问。
“不是。”郑水生讲。“黄瓜鱼叫,是脆的。这个,是闷的。”
“是鮸。”
“大鮸。”
郑水生站起来,走到船舷边上,看着底下黑漆漆的水。
郑水生讲:“一九五一年,我十七岁。那年冬至,我跟我爸,在这片水上,听过一回。”
“那一回,我爸讲,底下是大鮸,一条几十斤,一群几千条。我们那条小木船,下的是小网,一网下去,网被拽破了,人差点被拖下海。”
“后来就没听过了。”
“四十四年。”
船上没人讲话。
汤小雨站在驾驶台门口,手在抖。
郑水生讲:“丫头,开电台。”
“叫盐屿。”
凌晨两点四十,盐屿,陈屿家。
电话响了。
林雁先醒,推了推陈屿。
陈屿接起来,是闽海电台室值班的伙计。
“陈总,剥皮鱼号电台,郑伯要跟你讲话。”
电台室把线接过来。
郑水生的声音,从电台里传过来,沙沙的,压得很低,像怕惊着底下的鱼。
“阿屿,官井洋口外头,大鮸。”
“多少?”
“听不出来。”郑水生讲。“一大片。四面八方都在叫。”
“是丫头先听见的。”
陈屿握着话筒,坐在床沿上。
林雁坐起来,打开了床头灯。
陈屿说:“郑伯伯,别下网。”
电台那头,郑水生一愣:“别下?”
“剥皮鱼号的网,是拖带鱼的网,网眼小,网纲细。大鮸一条几十斤,一群下去,网要破,船要被拖翻。”
“你们就在原地,记下经纬度,开着锚灯,别动。”
“天亮,我来。”
电台那头,郑水生停了一会儿。
“阿屿,天亮它们要是走了呢?”
“不走。”陈屿说。“冬至前后,大鮸在这片水里,要待半个月。”
郑水生没再问。
他在电台里“嗯”了一声,挂了。
陈屿放下话筒,坐在床沿上。
林雁看着他:“大鮸?”
“嗯。”
“多少?”
陈屿没回答。
他站起来,开始穿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