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的甲板太小，容纳不下七副担架和全套急救设备。老吴通过对讲机联系了他在海岸警卫队的老战友，二十分钟后，一架民用涂装的直升机出现在天际线尽头，旋翼搅动着海面上的雾气，缓缓降落在渔船后方临时清出的甲板上。
我和贺行配合着机组人员，将七副担架一具一具地吊运上机舱。每个人都固定好了安全带，每个人的呼吸面罩都连接着便携式氧气瓶。孙晓雨在半途中短暂地清醒过一次，她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直升机舱顶的金属结构，然后又沉沉地睡了过去。她的手指一直攥着我的衣角，即使在睡梦中也没有松开。
最后一个被吊运上去的是陈磊。他的身体比其他人更轻，轻得让我心里发酸。贺行把他固定在担架上的时候，动作比任何时候都要轻柔，像是怕弄碎了一件已经伤痕累累的瓷器。他直起身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眶微微泛红，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地拍了拍陈磊的肩膀，然后转身去收拾最后一批装备。
直升机起飞了。
机身微微倾斜，在海面上划出一道弧线，然后朝着大陆的方向飞去。舷窗外，那座沉睡在海底的平台正在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海平面的尽头。海面上只剩下一片空旷的、泛着粼光的蓝色，仿佛那座承载着无数秘密和痛苦的钢铁巨构从未存在过一样。
机舱内很拥挤。七副担架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我和贺行挤在靠近驾驶舱的两个折叠座椅上，中间隔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螺旋桨的噪音充斥着整个空间，说话必须扯着嗓子才能让对方听清，所以我们都没有说话。
贺行坐在我对面，背靠着舱壁，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低着头，看着自己靴子尖上的一块干涸的泥渍发呆。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几乎可以说是空白。但我注意到了一些细节——他交叉的双臂抱得很紧，像是要把自己整个人箍住一样；他搁在靴子旁的手指在微微颤抖，幅度很小，如果不是我一直看着他，几乎不会注意到。
他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机舱内的温度并不低。也不是因为恐惧——我见过他在枪林弹雨中面不改色的样子。这是一种更深层的、从身体内部涌出来的颤抖，像是某个一直支撑着他的支柱在那一刻终于断裂了，他的身体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释放着积压了太久的重量。
我解开安全带，站起身来，跨过过道上的一副担架，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他没有抬头看我，依然保持着那个低头的姿势，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变得比刚才更重了一些，像是他在刻意控制着什么。
我没有说话。我只是伸出手，握住了他那只搁在膝盖上的手。
他的手很凉，指节僵硬，像是一块被冻住的石头。当我的掌心覆上他的手背时，他猛地颤抖了一下，像是被电流击中了一样。然后，他的手指慢慢地、慢慢地松开了，反过来握住了我的手，握得很紧，紧到我能感觉到他指骨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