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天，像一个被拉长的弹簧，每一天都绷得紧紧的。
这一个月里，我白天照常上班、查房、写病历，维持着一个普通军医的日常节奏。晚上则和刘主任秘密碰头，核对情报，制定行动计划。贺行依然住在封闭病房里，但他的“病情”在刘主任的“精准调控”下，开始呈现出缓慢而稳定的好转迹象——这是故意放出去的烟雾弹，让那些人以为他们的药物正在发挥作用，贺行正在变成一个无害的、记忆被彻底清洗的空壳。
赵中校来过两次，远远地看了贺行几眼，满意地离开了。他不知道，贺行每一次与他目光交汇时那副茫然空洞的表情，都是经过精心排练的表演。
行动前一周，我和贺行完成了最后一次秘密碰头。刘主任以“夜间观察”为由，支开了值班护士，给了我们四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病房里摊开地图，把那个废弃矿区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处建筑、每一个可能的埋伏点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这里，”贺行指着地图上的一处凹陷地带，“三面环山，只有一个进出口。如果有人想把什么东西藏起来，这里是首选。”
“但如果他们在里面设伏，我们也会被困死。”
“所以我们不能从正面进去。”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一条曲折的路线，“西侧的山脊有一条废弃的矿道，可以直通核心区域。我查过地质资料，这条矿道在九十年代就报废了，不在任何官方记录里。”
“你从哪查到的？”
“我有个战友，退伍后在省地质局工作。我让他帮我调了那一带的历史勘探档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放心，我用的是别人的名字查的。”
我看着他在地图上标注的那条蜿蜒的矿道路线，心里既佩服又担忧。他的军事素养和实战经验在这种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我也知道，这条路一旦走进去，就没有回头路了。
“贺行，行动那天，我和你一起进去。”
他抬起头，看着我，沉默了几秒。“林焰，里面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可能会有危险。”
“我知道。”
“可能会遇到武装抵抗。”
“我知道。”
“可能——”
“贺行。”我打断了他，“我哥用命给我铺了这条路。我不是来当旁观者的。”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好。一起。”
行动前夜，月亮已经接近圆满，银白色的光辉洒在营区的操场上，像是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我坐在贺行的病房里，窗外那轮明月悬在树梢上，安静地注视着大地。贺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坐在床边，手里握着一把军用匕首，在用磨刀石一遍一遍地打磨刀刃。钢刃在月光下反射出冷冽的光芒，每一次摩擦都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