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广州长堤大马路。
南方的春天短得很。日头一晒，空气里已经透出一股黏人的闷热。
陈守拙推开骑楼二层的木门。
头顶的铁皮吊扇呼啦啦转着，把百叶窗漏进来的阳光切得零零碎碎。
孙红梅坐在茶台前盘账。
听见脚步声，她抬头看了他一眼，倒了杯凉茶，推到桌边。
“香港那边妥了？”
“妥了。”
陈守拙把军绿色帆布袋放到桌上，拉开拉链，取出办完商务签注后重新带回来的聘书。
红色公章压在硬纸上，颜色很正。
“下个月春拍。”
陈守拙在桌边坐下。
“纪修白的货上台。”
孙红梅接过聘书，确认边角和公章都没损伤，转身锁进铁皮保险柜。
钥匙刚转半圈，桌上的黑色拨号电话突然响了。
铃声又急又刺耳。
陈守拙抓起听筒。
“喂。”
“守拙。”
听筒里沙沙作响。
是长途。
老舅陈广发的声音隔着两千里传来。没有酒气，也没有平时那股吊儿郎当的劲儿。
声音压得很低。
“老舅，你在哪儿？”
“河西乡邮电局。”
陈广发喘了口气。
“人找到了。”
陈守拙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
“温书言？”
“对。”
陈广发在那头点了根烟。火柴擦响的声音顺着电话线钻过来，听得清清楚楚。
“这地方真他妈难找。”
“我先找了吴站长。他说温书言早不在乡里了。1989年被开除以后，就回了老家。”
“榆树沟。”
“地图上压根没有。”
陈广发吸了口烟。
“在河西乡和矿前镇中间。我坐了两个钟头拖拉机，又走了一个半钟头山路。”
“进村就一条土道。要是赶上下雨，别说拖拉机，牛车进去都得趴窝。”
他停了一下。
“温书言现在在村小学代课。”
“村里一个月给六块钱补贴。”
六块钱。
陈守拙没有出声。
他脑子里闪过红旗街废品站。
当年他做临时工，一个月三十六块。赵德柱扣了他半个月工资，他敢当着全站人的面掀桌子。
温书言原来是省文化局文物管理科的正式干部。
现在，一个月六块钱。
孙红梅拨算盘的手停了。
她看着陈守拙。
“他认广福吗？”陈守拙问。
“不认。”
陈广发回答得很干脆。
“我提了你爸的名字。他当时正在院里劈柴。”
“听见陈广福三个字，斧头直接劈在石头上，刃口崩掉一块。”
“他说不认识，没见过这个人。”
“说完就把门关了。”
陈守拙没说话。
电话线里只剩下细碎的电流声。
“可他关门的时候，我从门缝里看见了。”
陈广发的声音咬得发硬。
“那屋里穷得连耗子进去都得掉眼泪。没一件像样家具，墙皮掉了一大半。”
“可正对门的墙上，挂着个相框。”
“玻璃都裂了。”
“里面是一张奖状。”
陈广发一字一句地念：
“省文化局，1984年度先进工作者。”
“温书言。”
1984年。
陈广福递交举报材料的那一年。
也是温书言在收件回执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年。
陈广发抽了两口烟，又说道：
“守拙，昨天我没直接找他。”
“我先去了村小学。”
“那学校连堵正经院墙都没有，就几间漏风的破瓦房。我站在窗户外面，看他给孩子上课。”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两个袖口都磨烂了。”
“他在黑板上教学生认字。”
陈广发的声音慢了下来。
“他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文物。”
电话里只剩电流声。
陈守拙没有催。
陈广发吸了口烟，缓缓吐出去。
“他写得很慢。”
“写完以后，就站在讲台上，盯着那两个字看。”
“看了好半天。”
“底下那帮孩子闹得房盖都快掀了，他也没管。粉笔灰落了满袖口，他连拍都没拍。”
“后来，他拿起黑板擦。”
陈广发停了一下。
“把那两个字擦了。”
“擦得干干净净。”
“一点白印都没留。”
骑楼里的吊扇还在呼啦啦转。
陈守拙盯着桌上那杯凉茶。
水面平得没有一丝波纹。
“他又拿起粉笔。”
陈广发的声音已经哑了。
“重新写了两个字。”
“劳动。”
电话那头安静下来。
过了好几秒，陈广发才再次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