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们，你们怎么把FPGA的综合布线延迟优化到皮秒级的……用的什么EDA工具？”
“他说……手工布的。”
霍夫曼正在敲键盘的手指顿了一下。
心脏一震。
手工布线？！
在2000年这个芯片设计早已全面进入自动化综合的时代，意味着设计师必须逐根走线地调整每一段互连的延迟参数。
在脑子里同时维护着时钟树拓扑、信号完整性和版图密度三张动态地图！
没有软件能帮你做，EDA工具对这种精度的优化还远未成熟。
只能靠人，靠人一行一行地算，一根线一根线地抠！
杜邦又说：“我又问他，那你们团队有多少人做这个？他说就陆沉一个人。”
霍夫曼合上笔记本电脑。
他在普林斯顿带过几届博士生，每届都会跟他们讲一句话。
“科学没有捷径。”
但他现在意识到，他理解的“没有捷径”和这群中国人理解的“没有捷径”大概不是一回事。
普林斯顿没有捷径，可以用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弥补。
这里没有捷径，就用手。
用两个人，四只手，把芯片走线一根一根抠到皮秒级。
“我有点明白林知夏为什么要回来了……”
霍夫曼自言自语。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你能感觉到一种你在普林斯顿感觉不到的东西，拼命。”
第二天，杜邦和霍夫曼杜邦到了BJ玉泉路的高能物理所。
霍夫曼主动要求当“向导”，但他其实也只来过中国两次，上一次还是十年前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王府井吃了一顿烤鸭就走了。
接待他们的是李正明。
握手的时候，杜邦注意到这位中国同行的手上有老茧。
是握烙铁磨出来的。
这在高能物理领域很少见。
在国际上，做数据系统的人通常只碰键盘，焊接是技术员的事。
但在中国，李研究员亲手焊了二十年板卡。
“杜邦先生，霍夫曼教授，欢迎。”
李正明的英语带着一点中式口音，但不妨碍理解。
走廊不长，但杜邦走得很慢。
他看着两侧墙壁上挂着的老照片——黑白照片，摄于1984年，BEPC奠基典礼。
照片里一群穿着中山装的人站在一片空地上。
背后是几棵刚栽的小树苗。
没有挖掘机，没有彩旗，没有LED大屏。
只有几十个人和几十把铁锹。
杜邦在那张照片前站了一会儿。
他想起1984年自己在做什么。
刚从巴黎高师毕业进入，意气风发，觉得欧洲是世界高能物理的中心，全宇宙的聪明人都应该来日内瓦朝圣。
那时如果有人告诉他，照片里这群穿中山装的人，十六年后会造出超过的数据系统，他大概会微微一笑，礼貌地换个话题。
实验室门推开。
朴素得像一间大学实验室。
杜邦在测试台前站了十分钟。
前五分钟他在看硬件。
后五分钟他在看屏幕上的测试日志。
验证结果在四十分钟后出来了。
的标准验证流程比BEPC的历史数据回放更严格！
大家都是行家，谁也没有放水。
结果在屏幕上跳出来的时候，杜邦正在喝他的第三杯浓缩咖啡。
他看了一眼屏幕。
咖啡杯从手里滑落，砸在地上，棕色的液体溅了一地。
数据获取率：92.7%。
径迹重建纯度：99.7%。
效率：98.3%。
而现役系统在相同数据集上的数据获取率是17.2%。
不是五倍。
是将近五点四倍。
杜邦蹲下去捡杯子，动作很慢。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蹲了那么久。
也许只是因为需要一点时间，在低下头的几秒钟里把三十年来的认知框架从地上捡起来重新拼一遍。
他站起来的时候，脸上是霍夫曼从未见过的表情。
是一个在数据获取领域干了三十年的老工程师，忽然发现自己一直以为是天花板的东西，其实是地板。
更可怕的是，周围人并不张扬。
如果这群中国人是在炫耀，反而好办。
炫耀意味着他们需要别人的认可。
但他们不需要。
他们只是把结果放在那里，连一句“我们赢了”都没有说。
“李先生，”杜邦的声音沙哑，“我有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
“请说。”
“你们从立项到流片，用了多长时间？”
李研究员想了想：“从我们拿到第一版架构图到测试通过，四个月。”
杜邦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
四个月。
新一代数据系统的预研，从1998年立项到现在，两年多，设计目标50%，还没流片。
而这里……四个月？
“第二个问题，”杜邦的声音更低了，“核心设计团队——有多少人？”